钱学森的远见与情怀

本文转自：解放日报

钱学森的远见与情怀

吴才唤

■吴才唤

1955年10月，钱学森回到祖国怀抱。作为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科学家，他在很早的时候就做出了很多科学预言。

1979年，钱学森郑重提出“电子计算机到底能干什么事，人能叫电子计算机干什么事”的命题。他认为，电子计算机迟早能做“从数理逻辑上能够讲清楚的”事情。在命题、模型建立后，推理、证明和演算都可以让电子计算机去做。

对于“机器干的事越来越多，那人还干什么”的疑问，钱学森明确指出，电子计算机不能做的是逻辑思维或抽象思维的“那一部分”。因此，要“让电子计算机跟人脑有一个恰当的分工”。实践证明，人脑从原始社会到现在都在不断进化，而且“还在不断向前发展”之中，不必担心机器代替人脑，以至于出现人脑“没有事做了”的情况。

1984年12月，钱学森在致上海工业大学老师的书信中提出要“走人工智能去搞思维科学的路”，指出“智能系统的建立及运用就如人开始有了语言文字”。智能机是“尖端技术影响国家的大事”，要“人机相结合”“逐步让机器多做一点”。

对于科学教育，钱学森认为数学和物理是最基础的。物理研究物质运动的基本规律，数学是指导推理和演算的学问，知道了物质运动的基本规律，然后加以推理演算，就可以得出其他的学问。

虽然“虚拟现实”成为“Virtual Reality”的规范译词，但在上世纪90年代，钱学森为了坚持“中国味”，在与几位科学家的通信中，建议将其译作“灵境”。其间，还经历了从“人造景境”“人为景境”“临境”到“灵境”的反复斟酌与推敲。

钱学森对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的关系也有很多创见。他强调，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专业的高校课程中，“不见文艺课的踪影”以及在艺术院校“没有科学技术课”的现象要改。

钱学森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培养的人才需要“通晓一切知识的专”，教师授课不应该“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他强调，培养领导干部实际上是培养通才，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实际情况的学问、现代科学技术概况、文学艺术、军事和体育等方面的学习。

钱学森要求年轻人严谨治学。他郑重告诫“后学”，尽量不要“这也看看，那也谈谈”，做学问切忌“浅”“泛”，力戒“不学无术，游谈无根”，不要“坐而论道，空对空”。他强调“文章千古事”，不要急于求成，吃“夹生饭”，要博览群书。

钱学森晚年给自己定下“七不规范”，即不题词、不写序、不参加任何科技成果评审会和鉴定会、不出席“应景”活动、不兼荣誉性职务、上年纪后不去外地开会、不出国访问。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中央党校。

为了开拓领导干部视野、增强战略思维能力和科学决策能力，中央党校邀请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开设专题报告，及时介绍科学技术发展趋势。钱学森在1977年至1989年间曾9次应邀到中央党校给学员作关于科技前沿、产业革命、科学决策的专题报告。通过录音整理材料可以看到，钱学森所作的报告次次“不重样”，每一次都补充了新的思考、丰富了新的内容。

对待荣誉，钱学森是这样做的：在1980年7月给国防科委的信中，他提出不做党“十二大代表”候选人的愿望；在1984年9月给中国科协的信中，他表达了“想集中不多的精力搞点学术研究”的愿望，并主动“让位”年轻人，提出不当“科协三大”代表。

钱学森特别惜才、护才、育才。他对“后学”所寄文稿提出详细修改意见，并力荐给相关编辑部；给年轻人介绍同道，“组成小组，共同讨论学习”，还打气说“拿定主意，一心干下去，不出几年必定出效果”；在一次与青年讨论学术的通信中，针对新“选题”，他使出“激将法”，说“您干不干？这也实际上是我出题考您！开卷考”。

钱学森还特别重视资料和信息收集，他的剪报共达629袋24500多份之多，内容涉及国计民生方方面面。这为他占领科学前沿、提出科学创见打下了坚实基础。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图书馆副馆长、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