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嫖放弃性行为事件”之联想：会不会出现“思维有异罪”？

2022年11月16日，大四学生翟某某在陌陌上认识了一位从事性服务工作的女子王某，其后相约嫖娼。到达约会地点后，翟某某主动拒绝与王某发生性关系，然后给了王某100元作为路费，打发其离开。

后在一次打击卖淫嫖娼行动中，上述约嫖事件被王某供述出来。2023年2月12日，翟某某被公安机关传唤调查。13日，公安机关以涉嫌嫖娼，将翟某某行拘5日。对此行政处罚不服，翟某某提出行政复议。

南召县人民政府认为，本案中，申请人翟先生与卖淫女谈妥交易价格、交易地点，并且已经着手实施，已构成卖淫嫖娼行为；因其未实际发生关系，应当从轻处罚。被申请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翟先生处以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足，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依法应予维持。

这件事被媒体报道后，引发舆论热议。有网友认为，公安机关的处罚措施适当，对于卖淫嫖娼行为不可姑息。也有网友认为，该处罚有违法律原则，应对翟某某的处罚决定予以撤销。

下面笔者谈谈对此事件的一些个人看法，仅供商榷。

在确定一个社会行为是否涉嫌违法犯罪，有一个必须得到确认的结果，那就是行为后果。比如纵火罪，需要有“纵火行为”的发生。还比如公职人员受贿罪，必须有受贿行为的发生，以及受贿数额的量化，才能核准和决定对受贿人的惩处措施。如果纵火、受贿仅止于思维意愿，而没有付诸实际行动，显然是不构罪的。

回到翟某某“嫖娼事件”中来，翟某某确有嫖娼的想法和意愿，但在实践过程中，其主动放弃了性行为的发生。也就是说，翟某某的“嫖娼行为结果”没有实质性发生，也即没有发生事实上的违法后果。至于翟某某给付王某某100元，也只是补偿王某某往来出行产生的费用，与此前约好的嫖资400元严重不符，所以这100元并不能当做嫖资来认定。

交易，是嫖娼行为必须具备的条件。而在本案中，既不存在实质性的经济交易，也不存在性行为的事实发生。公安机关将其当做嫖娼行为，并以嫖娼违法对当事人实施处罚，明显有违法律的严谨原则，属于人为扩大了执法范围。

无论是违法，还是犯罪，在认定过程中，最主要的依据是“事实上的行为结果”。如果违背这一法律原则，我想每个人都是违法犯罪分子，无一人可以幸免。比如我看到一位风姿绰约的电影女明星，心里想，我得想办法把她变成我的情人与其雨翻雨覆。对于一位已婚男士来说，有这样的想法肯定是不符合正确价值观的，也是很龌龊的，但是滋生了这样的想法，就等于违法或犯罪吗？

在封建社会，阿Q跪在吴妈面前直呼“吴妈，我要和你困觉”，也只是遭到旁人的嘲笑而已，并未招致官府衙役的暴打、囚禁。为什么在依法治国的今天，却把一个不存在的事实，当做违法的认定依据？

如果公安机关对翟某某的处罚决定是适当的，那么充当贪腐官员二奶、小三的这些女子又该如何处置？

我们知道，在每一个涉腐案件中，几乎都能看到小三、二奶、小白脸的影子。而且这些角色，无不是因为利益交换而存在。但我们却鲜有看到，贪腐官员落马后，这些不光彩的角色也受到刑事惩处。与卖淫嫖娼相比，涉腐小三、二奶、小白脸，其社会危害性岂不更大，为何不被列为严打对象？

在官体和民体的违法犯罪认定中，也双标设置，难道不是对法律尊严的亵渎？

翟某某有贼心嫖娼，但在现场失去了实施嫖娼的贼胆，说他悬崖勒马也好，说他嫖娼未遂也对。公安机关对其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既可生成教育之功效，也可起到法治警示之作用，有此足矣，为何必须对其实施拘留强制措施，耽误一个年轻人的大好前程？

今天，舆论之所以围绕此个案展开讨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如果思维有异都能构罪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网络时代，人们最大的受益是，有了更多社会资讯的获得渠道，受此影响，多了更广泛的思考和言论空间。我以为，这是社会进步的体现。翟某某主动放弃实施具体的嫖娼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是法律意识被唤醒的结果。如果这种只存在思维意识，没有付诸实际的行为都能被视作违法，并加以惩罚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不知会有多少人会受到制裁。

比如社会民众不认同官方说法而发起的一些言论，是否也要被惩处？比如对于有违主流意识的一些独立思考，是否也会被追究？比如对不作为的一些政府行为发出的批评，是否会被当做异己来对待？…

所有这些问题是网络时代难以避免的存在，也是包括法律在内阻止不了的存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如果执法机关不能以事实为依据，就必然会滋生出更多“以人为意志为基准”的裁决措施。这不是法治之要义，更不是法治之目的。（大漠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