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谨言慎行的张廷玉，为何会向雍正直谏处死年羹尧

历史上的雍正，可以说是深谙“腹黑”之道，这一点在其处置年羹尧的过程中，表现的淋漓尽致。

雍正对于年羹尧居功自傲、目无君主、贪污腐败、结党营私的行为甚是不满，并且已经是下定决心要惩治年羹尧，可是自始至终，雍正都将自己置于一个非常“被动”的局面。

他首先将包括原四川巡抚蔡珽在内的一批与年羹尧有着“旧仇”的官员予以了提拔，利用双方矛盾开始搜罗年羹尧的罪证。之后，他又借着年羹尧将“朝乾夕惕”写作“夕惕朝乾”的“笔误”大做文章，进而将年羹尧调离了西北，让其远离其政治影响力的中心。随后，他又不断的暗示官员们上疏弹劾年羹尧，特别他借着年羹尧的旧部急于抽身其中、与年羹尧划清界限的心态，鼓动其对年羹尧进行揭发检举，使得年羹尧陷入到众叛亲离的地步，营造一种“天怒人怨”舆论氛围。

这样一来，雍正等于是在迫于无奈，并且为的是平息朝中反对之声的情况下，赐年羹尧以自尽，就此达成了自己的目的，而他也不会背上“杀功臣”的骂名。

《雍正王朝》中，雍正也面临这同样的情况。

年羹尧飞扬跋扈，引得了朝中众臣们的一直不满，而他擅自杀掉孙嘉诚，更是让朝野上下一片哗然，对其的声讨之声更是一浪高过了一浪，以至于雍正将年羹尧一撸到底都不能平息朝堂上对其的不满与痛恨，非要雍正将年羹尧至于死地。

可是，面对这样的情况，雍正一直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直到张廷玉向他进谏后，他终于下旨将年羹尧处死。

在这其中，有着雍正自己的考量，与此同时，还包含着雍正对于张廷玉的一种“补偿”。而直到这个时候才劝谏雍正杀掉年羹尧，也体现着张廷玉处事之道与。

雍正下旨处死张廷璐，让雍正对于张廷玉深感愧疚。

在此前的“科场弊案”中，张廷玉的弟弟张廷璐作为正主考，擅自默许几位考生夹带，纵容舞弊，而在面对考题泄露这样严重的考场事故，更是非但没有及时有效的处理解决，甚至还为了保全自己的声誉，极力干涉副主考李绂彻查此事。

这件事情的发生，让雍正非常的愤怒。

一方面，雍正对于这次科举考试是给予厚望的，他希望籍此为国家、为朝廷选拔优秀的人才，培养一批青年才俊充实国家的官僚队伍，更重要的是，这些人都是被雍正视为“自己人”，将来要承载推行新政的重任的。可以说，张廷璐的行为险些让雍正的全盘计划毁于一旦。

另一方面，雍正刚刚登基，立足未稳，而朝臣们在八阿哥胤禩等人的暗中布置与串联下，纷纷上疏请奏要保全张廷璐以及同样犯了大错的诺敏，这无疑是公然与雍正进行叫板。如果雍正退让，就意味着皇权威严的扫地，此后类似的事情将会层出不穷。所以为了维系皇权统治的根基，树立自己的威信，雍正也必须将这二人处死，以起到警示朝臣的作用。

然而，雍正却迟迟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是因为他在等着张廷玉的表态。

张廷玉是康熙留给雍正的股肱之臣，也是上书房的首辅大臣，并且他本人对此前的康熙以及现在的雍正都是忠心耿耿，张廷玉的价值、作用以及影响力，雍正是非常的清楚，这个时候的雍正是绝对不能失去张廷玉的辅助和支持的。所以，只有当张廷玉主动上疏，请雍正处死张廷璐的时候，雍正才会做出最后的决定。

当然，除此之外，雍正也希望借由张廷玉与张廷璐的特殊身份，以及张廷玉如此“大义灭亲”的行为，稳定住朝堂舆论，坚定自己擅杀张廷璐和诺敏的决心，更要表明自己整饬吏治、推行新政的决心。而这不仅仅是做给那些保奏二人的官员们的看的，实际上更是做给八阿哥胤禩等自己的反对者们的看的。

可雍正心里非常的清楚，张廷玉就算是在“大公无私”，他也是要背负着“骂名”，以及还要承担着失去亲人的苦痛。所以对于这件事情，雍正也是一直记在心里，除了对张廷玉在刑场上所进行的安慰外，还对其是信任有加，不断进行提拔和封赏，为的就是用自己的方式来对张廷玉这份“大义灭亲”的牺牲，来表示感谢与补偿。

直谏雍正处死年羹尧，对于张廷玉来说，单凭擅杀孙嘉诚这一件事情，他都会这么做。

对于张廷玉来说，年羹尧的过错不仅仅是他的骄纵狂傲以及目无君主、目无法纪，擅杀孙嘉诚这件事，才是最让张廷玉倍感心痛与惋惜。

张廷玉之于孙嘉诚，可谓是亦师亦友，而张廷玉对于孙嘉诚清正廉洁、敢于直谏的为官作风，也是颇为欣赏。尽管两人在身份、地位、官阶与职级上有着不小的差距，但是在交情上来说，绝对可以是堪称“知己”般的存在。

在此之前，正是张廷玉夜访孙嘉诚，带来了雍正对其予以重用的消息，让两人正式建立了交集；后来，又是孙嘉诚代表着所有的御史大夫，请求张廷玉“大义灭亲”，让张廷玉在一定程度上放下了舆论包袱，找到了一个“台阶”。

而孙嘉诚跟随年羹尧前往西北地区推行“火耗归公”的新政，更是张廷玉接受了雍正的旨意和安排，亲自进行了劝说。可如今，孙嘉诚客死西北、命丧年羹尧之手，张廷玉在痛心疾首的同时，也感到了自己身上的罪责，对于孙嘉诚充满了愧疚与歉意。

与此同时，张廷玉的极度难过，不仅仅是因为他痛失了挚友，置于朝廷而言，则失去的是一位忠臣、能臣和诤臣。

孙嘉诚尽管在一些场合下，会不顾官场体统，以下犯上、口无遮拦，可雍正以及张廷玉都是非常清楚，孙嘉诚如此行事并不是为了表现自己，而是确实是为了国家的发展与天下黎民百姓的安定，为的是整个王朝的社稷。因此雍正虽然是嘴上对他是屡次加以斥责，心中还是非常的钦佩与感激的。

特别是这次，孙嘉诚不顾个人的安危，放下他与年羹尧之间的矛盾，只身前往西北推行“火耗归公”，也正是他不畏强权、一心为公的精神品质的最好展现。

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年羹尧只为一己私怨以及个人的利益，就全然不顾国家大局，也不考虑孙嘉诚之于雍正的价值与意义，不经请示就将其擅杀掉，这无疑是雍正的重大损失，也是整个朝廷的重要损失。

于私，张廷玉是感念自己与孙嘉诚的私交，于公，是为了帮助雍正平民愤、正朝纲，张廷玉直谏雍正处死年羹尧是一种必然。

然而，可即便如此，张廷玉却在此之前一直没有对此发表任何的看法，而这便是张廷玉“精明”的为官之道的体现。

一来，张廷玉这样做事为了维系雍正的颜面。

在此之前，雍正因为没有进行调研，就轻率的褒奖诺敏为“天下第一巡抚”，已经弄得是非常的尴尬。而这一次，年羹尧的表现也同样的辜负了雍正对其的栽培与封赏，雍正再一次被狠狠“打脸”。

在这样一个雍正感到极度为难与脸上无光的时刻，张廷玉不好再在雍正的“伤口”上撒盐，甚至连孙嘉诚的去世后，在没有得到雍正首肯的情况下，都不去拜祭孙嘉诚的灵堂，这些无疑都是在为雍正进行着考量。

二来，以他的身份和地位，他的表态将会有着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

张廷玉是上书房的首辅大臣，还是军机大臣，如果说马齐是满洲官员的代表的话，那么张廷玉毫无疑问就是汉族官员们的领袖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廷玉的表态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甚至会让已经一片倒的朝堂舆论，变得愈发的不可收拾，而这也必然为雍正所反感。其原因在于不仅仅是这份舆论上的倾斜将会给雍正带来巨大的压力，更是让张廷玉成为了“出头鸟”，也会为雍正所记恨。

所以，作为官场的“老江湖”，即便是从明哲保身的角度出发，张廷玉也是不会犯这种原则性的错误的。

因此，一直到年羹尧被雍正贬谪为杭州守城门这样的的从九门末吏之前，都一直没有表达自己的观点，只是因为他表态的“时机”还没有到。

实际上，给予年羹尧最后一击的机会，也是雍正留给张廷玉的。

此时的张廷玉和雍正，在对待年羹尧的问题上，可以说是达成了一种“默契”。

年羹尧自掘坟墓的行为已然让其是无可救药，如果说此前雍正尚且念及其功勋想着网开一面，可如今不仅是朝堂上的杀掉年羹尧舆论依然铺天盖地，就连年羹尧本人的行为，也很难让雍正在想要将他留存于世。

所以，这个时候张廷玉直谏雍正，应该杀掉年羹尧了。

“皇上，各省的督抚都上折子说话了，这件事是该做个了断了。。。。。。虽然朝廷有议功一说，但功过相抵，他仍然死有余辜。”“年羹尧至今犹穿着黄马褂昭示与城门之下，招摇于闹市之中，是诚何心？无非炫耀平西北之功，示世人鸟尽弓藏之意。此人一日不去，皇上圣名就一日受到沾污。”

可以说，这是张廷玉给了雍正最后的一个“台阶”，让雍正不承担“鸟尽弓藏”的骂名基础上，进而能够在舆论的压力下以及在朝臣们的劝谏声中，杀掉年羹尧，其中，也包括了他这位上书房首辅大臣兼军机大臣的意见。

而对于雍正来说，他实际上也是在等着张廷玉的这份直谏。

首先，雍正为的是保全自己的颜面。

在此之前，在杀诺敏和张廷璐的时候，雍正就与百官们有过一次正面的较量，那一次是雍正顶住了朝臣的力保之声，坚持己见，杀掉了这二人。这一次也是同样的，朝臣们纷纷上疏弹劾，请求杀掉年羹尧，如果雍正真的听取了朝臣们的意见，那么雍正的皇权威严将受到损害。

更重要的是，如此一来会给世人留下的印象是雍正是被朝臣们“牵着鼻子走”的，这是雍正所断然不能接受的，况且处于年羹尧的功勋以及他与年羹尧特殊的关系，最开始的雍正真的没有想杀掉年羹尧。

其次，雍正这就是要给足了张廷玉面子，树立张廷玉的威信。

朝臣们百般劝谏，雍正一直都是不予批准，唯独张廷玉张廷玉的劝谏予以了同意，这无疑昭示了张廷玉在雍正心中的地位。

而这实际上也是做给朝臣们的看的，为的就是进一步拔高张廷玉的威信与影响力，毕竟张廷玉是雍正认定的忠臣良相，官员们以张廷玉“马首是瞻”，跟随其步伐，往后可以节省雍正很多的力气，形成统一的意见和声音，进而让新政更加有效的推进实施。

再次，就是雍正表达对于张廷玉的器重与感念。

可以说，雍正对于张廷玉的这份重视与信任，也是在做给张廷玉来看的，表达的是自己对于张廷玉的认可，让张廷玉能够认识到他之于雍正的价值与意义，更好的辅佐和协助自己。

当然，这些也都是雍正对于张廷玉的一种“补偿”。

在此之前张廷玉“大义灭亲”，以大局为重，请奏处死了自己的亲弟弟张廷璐，雍正也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在张廷玉给予更多宽慰的同时，给予其足够的重视，从而以表明自己的态度。

对于张廷玉来说，他在整个过程中也表现出了自己的“老谋深算”的一面。一方面能够继续为雍正进行的全面的考量，在恰当的时候说恰当的话、做恰当的事，算是将他的那种“精明”发挥到了极致；另一方面，他又能恪守“君臣之道”，识大体、顾大局，既能自己“背锅”，又能为雍正“找台阶”，算是成功的帮助雍正度过这次关乎朝堂威名与身后荣辱的舆论“危机”，可谓大功一件。

而在这一系列细节中所蕴含着的道理，也值得我们好好回顾和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