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乒乓不再苦大仇深

本文转自：北京青年报

◎任凡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北京有一趟41路公交车，从劲松到东单，途经体育馆路和崇文门，也就是国家体育总局的前身国家体委以及北京火车站的所在地。那时候的交通运输系统远没有现在发达，全国各地的运动员来国家体委报到、训练都要乘坐这趟公交车。在电影《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里，运动员陈文退役离开时，坐的也是这趟车。电影里这场戏也就一分钟左右，但是很准确，一下子就把观众拉回到那个年代。而这就是细节的力量。

对生活细节的精准掌控，对历史场景的忠实还原，是本片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导演邓超和俞白眉收起了之前过火的“嬉皮笑脸”，踏踏实实地做了许多功课，去挑战有真实历史事件支撑的体育题材。虽然目前票房成绩还不尽如人意，但从他们敢于“碰硬”的实践精神和影片的完成度来看，还是值得肯定的。

很多90后00后，大概以为中国乒乓球的水平一直是冠绝全球的，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中国乒乓球，尤其是男队，着实经历了一段至暗时刻。瑞典、韩国、比利时分别在奥运会、世锦赛等多项国际赛事中击败中国男乒；再加上比赛规则和技术要求的不断更新，都需要彼时的中国乒乓球队尽快调整状态，重新去审视和应对。本片正是以这段历史为背景，描写了中国男乒如何步步为营、走出低谷，最终在1995年的世乒赛艰难地战胜了瑞典队，完成了绝地反击的全过程。

邓超扮演的“少帅”戴敏佳临危受命，回国接管中国男乒。可以说，这项任务是相当沉重的。按照华语体育电影以往的思路，影片多半会聚焦于这份沉重，重在突出集体力量和牺牲精神。必须承认，当时的真实情况也确实如此。那时的体育不仅仅是体育，它在一定程度上还承担着正在崛起的中国的外宣功能。摘金夺冠、实力“复仇”是那时中国男乒的关键词和首要任务，个体与个性是必须要服务于这个首要任务的。然而，如果沿袭这样的思路去拍电影，电影大概率不会好看。本片在定位上做出了大胆调整，不再囿于史实的还原，转而用当代人的视角去回望，真正做到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从戴敏佳开始，影片塑造了白民和、黄昭、龚枫、陈文等一批性格各异的运动员形象，甚至倪晓冬、尹超等教练组成员，也都各具人物色彩。剧本的核心逻辑从“为国争光”这件大事上先跳了出来，让比赛尽可能地回归到竞技体育本身。用体育运动中的坚韧与拼搏精神，取代了民族主义的激情澎湃，唤起观众的共情。片中最清晰的表达是：瑞典五位球员的大幅照片被挂在训练场的墙上，但他们不是仇敌而是对手——因为仇敌是用来仇恨和毁灭的，而对手是用来尊重和击败的。

为了击败对手，教练组要挖空心思克服资金困难购买分析比赛用的先进设备，队员们除了刻苦训练之外，还要“卧底”国外联赛以掌握对手的技战术打法。这看上去有些不择手段，但放到竞技体育的大框架里是可以被观众认可的。到了片尾，五位对手的照片换成了五位中国球员，直接烘托出“竞技体育中的对手其实永远都是自己”的主题，展示出条理分明的叙事层次感。

除此之外，影片还极力避免了对弱者心态的过度展示。胶水新规这条线索本来尽可以用来放大民族情绪，甚至制造票房卖点，但主创们却做了淡化处理，让影片的整体基调远离“苦大仇深”，向开放包容靠拢。这种审慎的创作态度在当前的电影市场上是可贵的。

对比赛世界观的调整无疑让影片的类型化表达更为流畅。比如，片尾重头戏中，在决胜盘比赛开始之前，戴敏佳来到更衣室，告诉黄昭要放下包袱去享受比赛。细究起来，这段对话在当时是不太可能发生的。1995年的斯韦思林杯决赛场上，王涛拿下最后一分后掩面倒地的场景被定格为乒乓球史的经典时刻——我们都清楚，那不是享受比赛的结果。不过回到艺术范畴，电影中做出的改动和调整不仅是能被接受的，甚至可以算得上艺术化的合理想象和高级操作。

当然，《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只是在关于体育题材操作、华语电影自我比较的纵向维度上做出了一些新意。如果放到横向维度，和其他体育励志类型电影相比，本片则没有太多突破。残兵老将加麻辣教练的人设搭建已经被无数体育电影使用过，因此显得比较陈旧。主角意志坚定，通过不同方式激励队员斗志的套路化表达，可以上溯到《少林足球》甚至《七武士》等很多励志类影片。可以说，本片在戏剧冲突的节奏设定上是过硬的，但在解决冲突的处理上却颇为牵强。比如，戴敏佳初进教练组时和老教练倪晓冬的矛盾十分尖锐，后来矛盾突然就解决了，并且戴敏佳还得到了倪晓冬的坚决拥护——这仅仅解释为齐主任的居中斡旋，是不足以令人信服的。

最后再说一下邓超的表演。虽然和以往的刻意夸张相比，这一次他收敛了许多，但仍然出现了如张颂文所说的“太准确”的表演问题。比如，在电话里得知儿子可以开口说话时，父亲戴敏佳的反应就呈现出了一种僵硬的“准确”，进而让观众产生错愕，甚至哑然失笑。此外，教练戴敏佳脸上时时刻刻挂着一副“没有人比我更懂中国乒乓球”的迷之自信——这种立场先行、过于直白的表演方式反倒削弱了人物塑造上的丰富性，是让人颇感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