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天津得名

本文转自：今晚报

津风物语

再议天津得名

永乐皇帝因“天子渡津”之故为天津赐名，此种说法近乎共识，然而此说有可商榷之处。

一、未有皇帝以“天”命名自身行迹的情况。“天”字在旧时从未作皇帝解，皇帝与“天”的关系应是“天子”。汉代之前，皇、帝、天、天子自有其关系系统。汉代以后，天子逐渐解作上天之子，天子和天绝不等同。

二、赐名说不符合卫所命名规律。设立卫所，起始于洪武元年之前，并于洪武十三年左右定型。洪武十三年之前卫所命名，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军名，多是军中旧部名称的延续，如水军左卫、骁骑右卫、龙虎卫等；一是地点，如苏州、镇海、扬州、凤阳左等卫。洪武十三年之后，新设的卫所几乎全部以地点命名。永乐元年二月，朝廷进行卫所调整，涉及燕山左、燕山右、天津右等六十一个卫及常山等千户所，这些卫所中，除去京师附近的义勇、神武、武成、忠义等老牌卫所仍是沿用旧军名外，其余全部为地点名，天津概莫能外。

三、赐名是大事，理应见诸记载。若言朱棣在此渡河时当即赐名，则当时朱棣尚未登基，于情理不合；若言朱棣是登基后再赐名，因隐讳缘故未加记载，那就更不应该行事后赐名之举。古代皇帝赐名是大事，各代《实录》记载明代皇帝赐名事250例，赐姓（含名）等事50例。《太宗文皇帝实录》对天津卫设立有明确记录：“直沽海运商舶往来之冲，宜设军卫，且海口田土膏腴，命调缘海诸卫军士屯守”，但并无赐名记载。

四、不符合明代行政制度。百姓编排故事，常将皇帝和朝廷混为一谈，但实际行政事务必遵从朝廷行政流程。明代朱元璋废宰相后，内阁行政制度逐渐成形。当时行政流程是百官条陈，内阁票拟呈皇帝批红，然后交地方实施，或者是皇帝授意，内阁票拟呈皇帝批红，然后交地方实施。也就是说，卫所改革及命名不应是自上而下，而应该是自下而上。永乐元年二月，令天津右卫等隶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是天津卫所首次被记载，此次改隶，共涉六十一卫，其行政流程同样是自下而上。况且天津在明初只是静海县之一隅，朱棣起兵时在此处只是一小站，并无紧要干系。而天下卫所三千余，卫五百余，若言皇帝有心关注一个卫所名称，似有不妥。

五、“天津”为旧词，指银河畔或天津星。自春秋战国起，该词一直被广泛、大量使用，如屈原《离骚》“朝发轫于天津”，阮籍《咏怀》“遥顾望天津”，骆宾王诗“疏派合天津”，李白诗“胡雏饮马天津水”等等，天津一词，古诗文中使用非常频繁。朱棣同时代文人，刘伯温诗集中30余次出现“天津”，宋濂诗“江南杜宇啼天津”，高启诗“萦贯天津若绛河”等。如此广泛使用的词被赋予新意，未免儿戏。

关于天津名称的来源，笔者以为是“天津星对天津地，天津地设天津卫”或“天津星对天津地，天津地驻天津军，天津军改天津卫”。即因天津星分野在此，故此地原本即称为天津地区。《元史》载，元朝时此地河流即被命名为天津河，曾设天津巡河官，上有天津桥，周边有天津关等皆是佐证，天津地区的卫所设置，依据地点命名法，则是天津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