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宋仁宗和一群“杠精”的日常生活

宋仁宗作为《清平乐》的主角，更是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其实在很多影视剧里都可见这位仁兄的身影，《少年包青天》、《开封府》等等，“狸猫换太子”的传说想必大家都不会陌生，没错，主角就是他。

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宋仁宗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在宋仁宗时代，可以说是文人辈出，晏殊、范仲淹、苏轼、韩琦等等，都出自这个时代，他们在朝堂上纵横捭阖，指点江山，激越慷慨。

这是一个“学而优则仕”的时代，也是一个“杠精”出没的时代，包拯就曾经因为仁宗给宠妃的亲戚封了“宣徽使”一职，被他极力反对，说话也慷慨激昂，喷了仁宗一脸，但是仁宗并不恼怒。

包拯只是这些“杠精”的代表之一，宋仁宗时代的“杠精”队伍远远不止他一个。

一、宋仁宗时的政治环境是盛产“杠精”的“沃土”

《清平乐》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节，范仲淹初去应天府书院教书，因为穿戴朴素，而被学子们嘲笑，一个有功名的士大夫太过邋遢，不注重仪容仪表，有辱斯文。

然后范仲淹在书院门口问及，什么叫斯文，何为有辱斯文。

学子与他一番唇枪舌战，范仲淹丝毫不退避，这段说明了一个问题，文人多的地方，争论必然会多，而北宋的文论之风尤盛。

宋仁宗时代是一个文风开化的时代，经济、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宋词，在文学史上，像一颗璀璨的明珠熠熠生辉。“活字印刷”的先驱者毕生的发明，使得知识传播更加便捷，知识获得的渠道更加丰富，以往复杂的竹简工艺逐渐被“活字印刷”所代替。

范仲淹

这种代替换来的是，文化的长足发展，以及更快捷方便的读书方式。宋代的科技为文人创造了学习的“沃土”，更让这些“杠精”们有了用武之地。

宋代“重文轻武”的国策，使得文人学子们纷纷走上历史舞台，在这个时代中，他们长袖善舞，享受着文人慷慨激昂的瞬间。

宋仁宗时代的文人永远不缺赏识他们的人，因为国策如此，“学而优则仕”是每一个文人实现报负的最佳途径，可以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与苏轼把酒问青天，和晏殊小园香径共徘徊，与欧阳修一起泪湿春衫袖。

这是一个文人集体实现理想的舞台，科举制度的逐步完善，也使得学子们登堂入室的机会更多了起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切都有可能，《清平乐》中的韩琦在梁家铺子前的豪言壮语，使得宋仁宗对他刮目相看。

一介布衣，也能在科举的战场上成功突围，一举成为国之栋梁。

科举制度也使得文人倍增，在这样宽松的环境之下，没有了杀头的危险，也没有文字狱之虞，朝堂之上，朝臣们可以唇枪舌战，连皇帝都要对付时不时冒出来的“杠精”。

这是一个文人的时代，也是一个“杠精”出没的时代，就像民国，很多大师，本身才学过人，但是遇到和自己想法不同的人，也会不遗余力的“杠”上一番。

二、一个常怀敬畏的人，使得政治环境宽松，言论自由，必然政和人通

宋仁宗的“仁”得到群臣，乃至后世的认同。他的仁爱，以及对于臣下的体谅包容，终宋代一朝也找不出来第二人。

宋仁宗执政之时，林语堂这样评论宋朝，说这个朝代是最好的时代，这番言论不是单纯的夸奖，确实是有实据的。

虽然宋朝因为“澶渊之盟”被后世所诟病，但是并不影响仁宗时的经济、文化等等发展，也并不影响仁宗时的宽和。宋仁宗时代，文人士大夫敢于直言进谏，但是没有一个因为此事被杀掉的，所以才有《清明上河图》的富庶，才有北宋词坛的发展，才有科学技术的进步。

台湾艺术家蒋勋先生也这样评价过宋朝，他说，“宋朝是中国和东方乃至全世界最好的知识分子典范。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读书的目的是让自己找到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让自己过得悠闲，让自己有一种智慧去体验生命的快乐，并且能与别人分享这种快乐。”

王凯版宋仁宗

蒋勋先生无疑也是肯定了那个文人的“沃土”，宋仁宗终其一生，没有发动过“文字狱”，没有砍过一个文人的脑袋，正是由于这样的宽容，很多“杠精”在这个环境应运而生。

他们为天下而“杠”，为民众而“杠”，《清平乐》中有这样一个情节，韩琦因为梁家铺子的事情，和宋仁宗发生了一次争论，因为恶霸勒索，韩琦仗义执言，路遇赵祯来买蜜饯果子，为他解了围，赵祯问他为什么不报官，韩琦说，“因为欺负人的源头不在这些猪头，是天下所有官的上司，是大宋的官家。”

韩琦认为不让百姓在坊间开市，是民生疾苦的源头，这个规定也是官家制定的，年轻的韩琦是有理想的，他说，

“我若金榜题名做了朝臣，不敢说建功立业，定不欺上瞒下。”这是宋代文人的气节，也是仁宗宽容的态度形成的政治氛围。

君权神授的思想，贯穿整个封建王朝，可是宋仁宗偏偏是一个对生命，对自然，对权利常怀敬畏之人，他不滥杀无辜，甚至对“文字狱”之类的事情非常反感，吹毛求疵的文字错误，或者文人的牢骚，他也并不会多想，譬如曾经有一个举子给成都知府献诗，其中有一句，“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这首诗从任何角度看都是带着反动意思的，但是仁宗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这不过是老秀才急以求官而已”，甚至还给了秀才一个司户参军的职务。

仁宗之“仁”给了文人们大展身手的舞台，他以宽和的态度，让他们实现天下为公的理想与抱负，当他的案牍之上，一封范仲淹的公文出现之时，如一缕清风，让年轻的赵祯为之振奋，“如今科举取士标准，文墨辞藻所占比过重，而经义策论不足，就取经国济民之才而言，轻重颠倒。然而更改国朝科举标准，牵扯甚多，尚未到能行之时，予愿尝试改变，书院育才方式。”

年轻的赵祯看到这样一封言辞恳切的公文，眼里有光，他肯定了范仲淹的一句话，“读书人的忧天下之心，比词藻重要。”

由此可见，此时的文人，心中是有理想的，他们为了理想而“杠”，为了天下而“杠”，也为了民生疾苦而“杠”，韩琦如此，范仲淹也是如此。

杨玏版韩琦

仁宗的宽厚，也给这些为了天下、民生而“杠”的文人们一方施展才华的舞台，所以后世学者认为，那是一个文人向往的时代。

三、“杠精”的产生，也有利益集团的争夺

再好的时代，也是有弊端出现的，仁宗虽然把仁德发挥到了极致，不砍文人的脑袋，也不轻易治罪，但是时代总是会赋予它特有的标签。

虽然宋仁宗平稳过渡了宋代的中叶，可是内忧外患的事实还是存在的，“澶渊之盟”的影响，以及冗官现象非常严重，外患虎视眈眈，内忧臃肿不堪，这些问题都困扰着宋仁宗与他的臣子们。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这句话放眼四海皆准。朝堂之上的争端，总是会与人产生关系。于是范仲淹与吕夷简就发生了化学反应，两个不一样的化学物质，在一个特定的情况下发生了爆炸，甚至出现不相融的化学状态。

一个锐意改革，一个传统保守，本身就是一对反义词，所以必然发生碰撞，《清平乐》中有一个细节交代了各个利益集团所站的队伍，宋仁宗赵祯说，吕夷简本来才学平平，只因为在太后极端落魄的时候，帮助了她，所以太后的提拔也不过是感恩。

范仲淹

这些细节很简单，吕夷简代表的是刘太后的利益集团，而范仲淹是代表的皇帝的思想。

两派实际pk，都有他们各自的“尚方宝剑”，此刻祖宗家法就成了他们解读自我利益的“金科玉律”。

范仲淹曾经提出过裁减官员的建议，司马池也曾经附议过他的观点，甚至提出了强迫官员提前退休的建议，这些新潮的思想，肯定会动了利益集团的蛋糕，两派的争执也达到了高潮。

“杠精”的重点开始在裁减人员上游离，利益集团的争斗，使得政治走向也更加复杂。

内忧还在不停争斗之中，西夏的骚扰又进入了高潮，李元昊称帝，派使臣去宋朝要求合法性，“册为南面之君”，在这些外族力量逐渐强大之时，内忧还没有彻底解决，这也是仁宗时代的忧伤。

利益集团的出现，总会有很多争端，朋党之争也会为“杠精”们的“杠”提供了舞台，范仲淹对于吏制的改革，必然会触动官员们的利益，所以在这方面，他虽然得到了宋仁宗的支持，但是却失去了大多数人的拥护。

这些“杠精”们，在利益之中开始了辩论，范仲淹与吕夷简的恩怨由来已久，当时范仲淹曾经写过一个《百官图》，说，“官人之法，人主当知其迟速、升降之序，其进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这个意图很明显，就是针对吕夷简的。

这些日常开“杠”，在仁宗一朝，非常普遍，最后吕夷简以朋党之论在仁宗面前和范仲淹开“杠”，结局是范仲淹被贬饶州。

走了一个范仲淹，还有一群“杠精”在路上，欧阳修、蔡襄等又走上了历史舞台，与吕夷简进行日常开“杠”。

在利益与理想之中，文人们也在寻找着平衡，在变革与利益的博弈之下，时代也在经历着蜕变和洗礼。

宋仁宗的整个政治生涯，就是在这些“杠精”的鞭挞之下，变得政通人和。因为有了这些“杠精”为了理想的付出，才有了把酒问青天，丝弦佐香茗，桃李为师友，歌舞庆升平的锦绣未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