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王之乱，黄家渡大捷让王阳明一战封神

公元1519年，突然爆发的宁王之乱一度撼动整个明朝东南。由于兵变很快被平息，并未酿成后来太平天国式的毁灭影响。朱宸濠因自己的楼船舰队覆灭，直接从堂堂藩王沦为待宰的阶下囚。王守仁则因当机立断的应对发挥，由普通文官升格为受众人追捧的儒将典范。

过去，人们回顾这场持续数十天的风波，总是着眼于阳明先生的决策部署，而很少想及军事、技术层面的细微因素。但两支军队的风格迥异，恰恰对胜负本身有着举足轻重影响。

志大才疏画大饼

17世纪欧洲人笔下的南昌大体与百年前相同模样

作为初代宁王的嫡传玄孙，朱宸濠自小生活在一个近乎半封闭的小圈层中。既会被历代皇帝追加各类人生限制，也容易遭见风使舵的普通官员刁难。故而无法很好的融入江西本地社会，在性格、思维意识和技术偏好层面都缺乏南方特质，始终保有祖上自塞外带来的北方视角。同时，依靠儒学教育堆砌的帝王将相心术，往往会在实际需求外还附带有表演属性。

因此，这位末代宁王在筹备自己的谋反大业时，眼里只有几个依托江河水系形成的大城。丝毫看不到郡县治所周围，尚有满布着众多山民、盗匪的丘陵区域。仿佛只要能成功截断赣江、长江与大运河的航道，将自家王旗插上南北两京的城头，便可一劳永逸的获取所有人支持。所以将大部分资源重仓至水师建设，效仿历史先贤们搞开挖水池、兴修巨型楼船的浩大工程。至于兵源征募则相当粗放，不看重日常的编组、训练，只求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规模。

宁王家族虽久居南方世界观依旧局限于北方的漕运视角

于是，叛军主力就由宁王日常庇护的地方土匪担当，配合自己多次通关系笼络来的南昌卫所兵，以及少量从西南山区征募到的土司武士。前者多为居住在半山腰位置的山寨人口，习惯于不定期下山打劫，彼此间也偶尔为地盘纷争爆发冲突。但必然有除伏击偷袭之外的战斗经验，更对长时间坐船行军没有概念，属于最不合格的水军来源。后两者的组织度较高，有着较为明确的上下级隶属关系。只是同样缺乏远征历练，忠诚度相对有限，且数量远不足以给同阵营的匪帮们填坑。

即便如此，王府内部依旧对自己这批乌合之众们有很高期待，不惜计划将4-6万人全都打包装船。其自信心源头基本来自一批花重金仿造的古代楼船。毕竟，无论是原至云贵腹地的汉武帝大军，还是多次下江南得手的隋唐、北宋水师，都是以这种大型载具充当破局神器。至于为何被元明两朝主动放弃，更早之前的北周、杨吴与陈友谅如何遭至惨败，则根本是志大才疏者所不能顾及的思维盲区。

朱宸濠舰队看似雄壮实则是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

公元1519年6月14日，朱宸濠的人马由南昌本部分批登船，顺着赣江冲进根本没看守力量的鄱阳湖区。奈何天不遂人愿，很快就遭大风大浪的迎头痛击，致使部分船只倾覆、上面的乘员也大都葬身鱼腹。仅从这点便能看出，这支东拼八凑起来的舰队缺乏数量水手，根本不足以执行开阔水域的安全航行。但架不住宁王麾下的人员数量众多，以及明朝中后期的内地防御空虚。以至于短短几天，镇守湖区北端的庐江和九江就迅速易手。虽然后续主力被王守仁用反间计拖延住脚步，宁王的楼船依然开抵安庆城下。

讽刺的是，叛军虽能照故纸堆复刻楼船，却没有同步制造出配套拍杆。这倒不能全怪朱宸濠的幕僚们不知深浅，主要是因为唐宋两朝的兵书插图就不曾仔细收录。换句话说，若非对历史案例有充分详实研究，可能根本不清楚此类大杀器要如何运作。而且基于同样缘由，这批楼船仅装备轻型火器+传统弓弩，并没有安装抛石机等重型远射武器，对相隔水岸有一定距离的城墙毫无办法。只能凭借庞大身躯营造威慑力，再由士兵们重新上岸爬梯强袭。于是久攻不克，被一直堵在安庆城下进退失据。

宋朝《武经总要》中的4层楼船

因地制宜接地气

吉安是古老的航运中心也是王守仁的反攻基地

相比于的叛军卖力表演，稍后聚拢的临时官军则现实不少。由于早年曾在江西南部弹压山寨乱民，又奉命前往福建平息土匪问题，王守仁实际上对赣南、闽北地区的情况相当熟悉。甚至在地方上有相当威望与号召力。他在宁王高举反旗的次日，便恰好抵达赣江中游的吉安。那里不仅是赣江中游的航运中心，亦有源自唐宋两朝的造船业基础和水手群体。加之自己的南方出生，自然比禁锢在北方文化圈子内的王爷更懂资源配置。

正因如此，王守仁能迅速从附近州县动员起各类人力物力。因为早就清楚内地卫所兵不堪大用，故而只将这些正牌官军留在正面或后方竖大旗，真正主力是平原良家子或外围丘陵的山寨人口。只不过与傲气十足的朱宸濠不同，阳明先生既懂得对大小豪强们以礼相待，也对征募来的兵源有年龄、体格要求。而且会委派基层军官组织集体训练，再按照不同人群的特长分配至最适宜单位。所以数量虽原少于叛逆阵营，但质量却远胜对方，乃至比同时代的许多正规军都略有优势。

宁王和王守仁的主力军都来自赣江沿线的丘陵地区

更为重要的是，这支临时平叛军的水师相当给力。当陆上部队忙于整编之际，丰城一带到吉安的船厂都被动员起来。他们没有宁王的那种北方式技术审美，不搞费时耗力的硕大楼船，主要加造适于水网密布区穿梭的小型划桨船。哪怕在视觉感官上显得较为矮小，仍旧可以通过部署火器、预留火船等办法制造杀伤。所用水手更是熟练工居多，非常清楚如何在湍急的赣江上进退自如。

此外，王守仁否决掉部分地方官的驰援安庆建议。他看准宁王叛军的大而不强特质，以及对后方防御隐患的有恃无恐，决定采取围魏救赵策略。既能避敌锋芒，也免于让自己麾下的临时工们出省作战。这才成就了后来被历史学家们反复颂及的战略部署，近乎是兵不血刃的偷袭夺下南昌。同时逼朱宸濠主动解除长时间围攻，将大批来不及休整的杂牌军重新装船运回。自己又不敢轻易放弃到手的九江、庐江两城，只能暂时分散力量保持看守。

《武经总要》里的各类划桨战舰非常适于内河作战

当年7月24日，决定双方命运的黄家渡之战正式打响。疲于奔命的叛军已火速抵达南昌北部，并在紧挨着赣江的樵舍驻足扎营。王守仁的官军舰队则列阵于对岸的黄家渡，死活不让对方靠近王府等重要官邸。迫于无奈之下，朱宸濠只能催促着两天前才结束安庆围攻的部队重新上阵，依托几艘可怖的楼船主动发起挑战。但碍于体积太大，又是逆流而上航行，前进速度相当迟缓。外围虽有不少中小船只掩护，也必须绕着主力舰放慢速度，整体队形相当紊乱。

另一方面，官军的桨划船部队大举挺进，充分发挥出自身的机动优势。整个舰队分为前锋、左右两翼、后卫和奇兵五个部分。首先由善于骑射而闻名的伍文定率冲锋，不多久便击溃对方外围警戒船只，还顺利从楼船的较大间隙中穿插而过。两侧的包抄船队也闻风而动，顺利拖延住更多叛军的小型舰船。等到绕路的伏击分队现身，朱宸濠一边似乎是败局已定。

由于赣江泥沙淤积今天的黄家渡和樵舍不再直接相望

熊熊烈焰焚楼船

楼船因过于笨重很容易被小船分割包围

不过，宁王叛军毕竟有数量优势，所用楼船更是也难以被小艇轻易破坏。而且在大约两年前，有海盗将西洋的弗朗机炮带入福建，沿走私小道过武夷山脉传到江西。因而在明朝官军首次见识这种新武器前，朱宸濠已购买少许用于水战。虽不能穿墙破壁，至少对普通木船有一定损毁作用。

反观王阳明临时聚集的平叛舰队，多为甲板低矮的小船，只有少数原始土炮可供选择。对付敌方的一般征用船只尚可，遇到有大量武装的楼船就相当吃力。这也是他们屡屡选择绕开的最根本原因。好在楼船不多且笨重，能够使用的弗朗机更是少之又少，否则很有可能形成僵持之势。宁王似乎看到这点，急忙下令将所有部队从北方两城调来，力争用绝对数量优势夺回老巢。

少量佛朗机炮无法扭转叛军的火力和机动力不足

7月25日，朱宸濠等来增员后下令出击再战。王守仁一边传令给浙江、南直隶等领省大员，通知他们可尽早收复失地，同时亲自到后卫船队督军，斩杀那些顶不住压力的畏敌逃兵。这才勉强顶住对面的困兽之斗，将前天的剧本重新上演一遍。尤其是担任急先锋的伍文定，带头攻击那些楼船周围的小舟，火焚其须鬓都不移足。宁王的部下只能停止前进，再度回到对岸的樵舍休整。可能是因为人员损失过大、火药等武器储备不足，至此失去主动进攻能力。

到了26日，整支叛军已完全呈现龟缩之势，收拢大小舰艇结成密集方阵。宁王也顾不得自己的精贵身份，亲自跑到第一线犒劳属下。但等来的不是桨划船跳帮，而是一大波熊熊燃烧的纵火船。它们借助赣江的磅礴水流，急速奔向无任何有效杀伤配置的楼船。随着烈焰四处流窜，这支为夺取江山而精心规划舰队便彻底毁于一旦。灰头土脸的朱宸濠等人勉强挣扎上岸，终究没逃过随后赶来的官家民团搜捕。

宁王的传统舰队终于倒在更传统的火攻之下

随着黄家渡之战的结束，规模浩大的宁王之乱只持续42天便偃旗息鼓。这不仅是王守仁军事生涯的巅峰之作，也是大明朝的最后一次藩王反叛，更是楼船这种古老舰种的谢幕演出。尽管朱宸濠还要被羞辱一番才处以极刑，阳明先生则没有等来的高规格封赏，都不影响历史车轮的滚滚碾压。神龟虽寿犹有尽时，百足之虫亦无法永远死而不僵。

事实上，两者还分别代表着完全不同的两种地域文化，乃至呈现到技战术层面。王守仁无论选择支持谁，都离不开南方山水养育一方人的潜移默化式影响。随他尽忠的豪强部曲，则是每年都要包粽子、赛龙舟的铁杆主体。朱宸濠无论选择反对谁，都离不开身边的那个渡来人圈层。随他演完绝唱的谋士、盗匪，都在默认一种根本不适于本地的虚幻臆想。

前者将刻入骨髓的民风带上战场，

显得踏实稳健而极具表象......

后者却是把空中楼阁搬运到自以为所能触及的任何地方，

丝毫不理会多久就要坍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