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官员彭龟年：忠君爱国，为实现国富民强而努力

彭龟年是南宋中期的一位重要人物，历仕孝宗、光宗、宁宗三朝，为官长达三十七年。乾道五年（1169）年，彭龟年中进士及第，从此步入仕途。他从一名基层的县丞做起，但并没有因为官职低微而有丝毫懈怠。在近三十年的地方从政生涯中，彭龟年经常接触百姓，了解人民疾苦，这也养成了其忠直、爱民的为政特点。

初入仕途

宋代科举打破门第限制，许多寒门出身的读书人，通过科举取士，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成为留名青史的政治家、文学家等。故“中进士甲科”成为寒门读书人的共同目标，同时，这也形成了士大夫，兼官僚、学者、诗人的三重身份。彭龟年也不例外。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彭龟年发奋读书，很快脱颖而出。

绍兴二十九年（1159），参加乡试。乾道五年（1169），与陆九龄、黄裳、杨简、江默等同中进士，授袁州宜春县尉，这是他涉足政坛的第一步。偏安一隅的南宋政权，自建立之日始就实行了一系列财政政策，取民无艺，无止境地榨挤人民的血汗，赋税年复一年的猛增，几乎是以直线上升的。孝宗朝时，为了维持巨大的财政支出，孝宗大幅度提高赋税征收额。百姓苦不堪言。

彭龟年并没有因为官职的卑微而有丝毫的懈怠，他说：

并时刻以“吏无德于民，民不能一日安之”为准绳，鞭策自己。故史赞其“自初筮仕，忧国爱民”。对于茶榷，彭龟年说：“变税为榷，夺民之利，天下怨之”他认为：

“榷茶并非自古就有，唐朝‘初税天下茶以为常平，请储以备水旱’，却被后世利用，成为朝廷敛财的工具。宋初，先用禁榷法，后‘好事者始复议取。’宋徽宗朝实行‘茶贾买茶于商户，输钱于官场’，致使负贩失业之民，往往犯法。唐朝虽征税茶，“每岁得钱四十万贯”，但孝宗时期的榷茶收入是唐朝的十倍之多。

尤其南宋朝廷败退南方后，加重了对东南诸地的掠夺，东南诸路税赋成为维持统治的主要经济来源。而江西人口较多，土地较为肥沃，成为了南宋朝廷重点搜刮地区之一。生于普通农家的彭龟年，深知百姓疾苦，又加之他自幼深受儒家“仁政"、“爱民”思想的熏陶，彭龟年主张以民为本，采取安抚的方法，妥善处理，以防激起民变。但是彭龟年的这些建议未被采纳。

相反，为了制止私贩，南宋官府加大了力度，设巡防巡卒。但巡卒多作威作福，滥用职权扰民，“是至狱户填满，严冬盛夏死损者常有之。”彭龟年尝上书州府“宫庭治囚失体”。彭龟年说：“巡不足以惧恶者，反以惧善者。”加之，受其恩师张栻主张招降茶商军思想的影响，彭龟年极力反对剿灭茶商军，主张“多方存抚”。

随着官府和茶商之间矛盾的恶化，私贩者反抗情绪也越来越激烈，多结成武装集团，以对抗官府。接着南宋朝廷在江西对茶商军的剿杀再一次失败。两战皆败，宋孝宗大怒，罢免了诸多阵前将领。又由于茶商军在江西势力的扩大，官军的屡次失败，这已严重威胁了南宋政权，必须立即重派主帅前往江西，领导剿杀茶商军的行动。

但面对这一烫手的芋头，南宋朝廷无人敢接。这时辛弃疾挺身而出，愿前往江西，解决茶商军叛乱。同年七月，辛弃疾被任命为江西提点刑狱。辛弃疾的为人、为官及军事才能，早已美名远扬，他的到来给江西战场带来了希望。随着茶商军规模的扩大，彭龟年对茶商军的态度也开始转变，由原来的“安抚”也逐渐转变为“剿杀”，以致后来亲自参与围剿。

彭龟年认为，剥削过重使“民日有不赡之忧”，则百姓一遇饥寒交迫，定还会再次起纷争。正如其师张栻所言：“一有饥寒交迫，则利欲动而恒心亡。恒心既亡，则将何所部至？无足怪也。以至陷于罪戻,则又从而行之，是岂不民之罪哉？”这样往复循环，必然动摇南宋朝廷的统治。

命运转折

彭龟年幼年的经历，使他深知民生之艰，故为官后，更多地致力于废除各种无理的加耗和杂税。淳熙四年(1177),这一年是彭龟年人生转折期，张枃调职袁州，彭龟年对张枃早已仰慕许久，对其十分敬佩，并希望其在袁州能有一番大的作为，使民生凋敝的袁州现状能有所改善。

他先后写出《上袁守论苗仓收土米耗书》、《代临江军乞减上供留支用书》、《乞蠲积欠以安县令书》，字字句句皆是为朝廷、百姓着想。彭龟年还上州府《论火备书》，提出修水池和组织百姓家备大水桶，以防火灾发生的建议。南宋的火灾较多，京城和州府时有大火发生。

南宋中后期，江西成为人口比较密集的区域之一，袁州府的人口密度又为江西较高区域之一。故频繁的火灾发生，还给百姓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淳熙十二年（1185），彭龟年迁宣教郎。同年，彭龟年以母年事已高，无人奉养为由，请祠，主管建昌军仙都观。期满后，再请辞。

未等期满，母杨氏死。服满后，彭龟年受吏部尚书郑侨和兵部尚书张枃的推荐，得光宗召见，成为其仕途道路上最为重要的转折点。

大体而言，从乾道五年进士（1169）及第至淳熙十六（1189)年,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中，彭龟年主要为县尉、县丞等比较低级的职位，但是彭龟年忧国爱民的情操，也使他得到了诸如张枃、赵汝愚、周必大、留正等人的赏识，这为其日后任职朝廷得到重用，逐渐步入政权核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任职中央

北宋末年，宋徽宗“将御笔手诏，变乱旧章”，后又为奸邪所用，最终导致“北狩之祸”故楼钥尝言：“京之误国非一，而其甚者无如御笔之一事。”此时，彭龟年任太学博士。彭龟年认为直言君过是臣子应尽的首要职责，且“天下之事，纷纭淆杂，利害之相形，贤否之相蒙，千变万化，不可穷诘，而以陛下一人之聪明酬之，可不谓难哉。”故上《论正始之道》，光宗“首肯久之”，认为是“当世急务”。

见到光宗如此知言纳谏，彭龟年大受鼓舞，针对光宗自登大位以来，宫掖之间，宴饮爽节极尽奢华一事，彭龟年继续上谏，真实讲述了南渡后宋统治集团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面貌。对于彭龟年的这些谏言，光宗“始悦而终违，面从而心拒”，“受言之名甚美，用言之效蔑闻”。

退朝后“一切忘之，而朝夕所从事者，唯有燕乐尔，唯有逸豫尔，唯闻某处教习乐舞以备宣召，某日押入琴工以娱声尔。”彭龟年作为士大夫中少数的精英，忧国爱民，满腔壮志，渴望收复失地民族意识颇强。在南宋士大夫多无耻的大环境下，更能突显彭龟年的可贵之处。

光宗下诏求言纳谏，招揽人才，只不过是其惯用的装点门面的手段而已。诸如彭龟年、刘光祖之类的正直臣子，在光宗的“倡导”下，纷纷上书，直言其弊。光宗为装点门面，任用正直的刘光祖为殿中侍御史。刘光祖误认为光宗是好言从谏之主，连上数疏论谏。

这时，光宗想授予东宫旧人吴端以带御器械的头衔。刘光祖认为吴端本为巫医，只是因善于逢迎，而得光宗和皇后李氏欢心，没有资格授予这样的荣衔。刘光祖进言此事，言此举“轻名器、坏纲纪、渎主权，一举三失”光宗极为气恼。

同年四月，光宗借故罢免了刘光祖的言职。时任太学博士的彭龟年得知刘光祖因论吴端而遭罢免，彭龟年冒“越位”之险，上疏光宗。上疏两日后，不见光宗答复，彭龟年写信给丞相留正，希望其能出面，谏止光宗罢斥刘光祖。故宋魏了翁赞其“公以博士争之，公非有当言之责也，油然发衷，不能自已。”

绍熙二年（1191）二月，针对光宗独断、贬斥台谏，彭龟年委婉地批评光宗滥用封桩钱，彭龟年的忠心直谏，换来的却是光宗的敷衍了事。

观光宗行为，应该三者皆有。清代学者王夫之亦说：“君拒谏以宣欲”。光宗拒言玩谏，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注定了绍熙初政的求言纳谏，只不过是应景文章过场戏。所以说，一切忠言之被采纳，不论来自任何人，必须基于君主贤明。

结语

他虽称不上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却也并非碌碌无为之辈。生于风雨飘摇的南宋初年，加上年少时的艰难生活，使他对南宋王朝国弱、民贫、财乏之状况有更为清楚的认识。作为封建时代的士大夫，他忠君爱国，一直为实现国富民强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