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观众心理作为重要变量

本文转自：文汇报 李建强

在因为疫情沉寂了三年之后，中国电影市场再次升温启动，个中的缘由当然是多要素合力促成的，但电影市场倚重与观众心理需求的匹配与耦合，应当是一个重要的尺度和切口。

早在上世纪50年代，钟惦棐先生就提出：“最主要的是电影和观众的关系，丢掉这个，便丢掉了一切。”疫情之前之后这几年，电影观众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新的变化？不能说我们对此的研究不重视，但研究的方式方法多少还有些机械和板滞。即以主体观众群的构成和组合为例，这两年的研讨不在少数，但基本沿袭的是“电影观众年轻化趋势持续加强”的恒常理念，把20—34岁的青年观众看作是中国电影观众的主流群体和中坚力量，但今年春节档的数据却显示：20岁以下观众和40岁及以上观众占比提升明显，分别达到7%和20%。

这一新的现象无疑值得关注。近几年电影观众的组合正在发生变化，相对于传统的认知，当下观众的构成组合更加多元。这其实是和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的快速发展变迁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新冠疫情之后，这种变化的深度和力度都在强化，怎么把曾经是“中坚”的青年观众重新请回影院？与此同时，怎样吸引其他各个年龄层的观众，不断巩固和扩大电影受众的基本盘，注定是绕不开的一道必答题。新的市场走向提示我们，在不同的时期和阶段，观众群体的分化和组合一定是动态的、变幻的，而人们对于集体观看仪式的青睐和影像精品鉴赏的希冀则可能是相对恒定和稳固的。因此，与其拘囿某个“年龄层”和某个“主体”，还不如着意从疫情后社会大众实际的观赏心理变化出发，建立起全年龄段的，更加开放、包容、全面的观察视角，为电影在未来的生长发展提供更多的参数和可能。

那么，当下和日后到底有哪些观众心理尤为值得重视呢？

一是轻松感。

长久以来，围绕电影能否“寓教于乐”，怎样“寓教于乐”，我们有过许多讨论。电影作为一种带有直观性和“具身感”的艺术形式，几乎天然地具备给人带来轻松娱乐的巨大能量。新近的市场调研显示：获得乐趣是83.75%的青年观众在消费时考虑的因素，他们大都不满足于实用目的的物质消费，而是渴望更多的精神投射，而取悦自己成为他们消费的第一动力。《满江红》之所以票房成绩领跑今年春节档，除了张艺谋的名望和一众著名演员的号召力，与影片本体融合各类型元素，充满诙谐幽默、赏心悦目的喜剧感是联系在一起的。《交换人生》虽然口碑不及预期，但仍然拿到近三亿元的票房，与其贴近生活、轻松友好的表达内容也是分不开的。

近年来随着电影的社会功用得到更多重视和强调，电影的形态和样式、娱乐的功能和作用多少有些被忽略，导致了观影乐趣感的缺失和观众群的流失。特别是在疫情防控放开后的现时此刻，人们是更希望多一些轻松愉悦的合家欢的，我们的电影如何在突出“社会功用”的同时，让年轻观众觉得更好看更好玩，让稚童少年感觉更有趣更受益，让银发一族感到更舒心更快乐，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

二是新奇感。

追求新奇是人类的一种天性。电影鉴赏或消费除了感知、捕捉和享用影像的社会艺术价值，最重要的是，它能给观众带来认知和情感的新奇体验。新奇感含量的多与少、巧与拙、厚与薄，常常决定了一部电影的生命意义和商业价值。电影《无名》创意神奇波诡、人员行踪不定，同道宿敌角逐、始终难解难分，如同“盲盒”最后一刻才揭秘，加上鲜明的个人风格、浓郁的地域风情、迷离的历史辙印、熟稔的影像操控，都在影像叙事和观众之间构筑起奇妙的心理联系。《流浪地球2》聚焦地球开始“流浪”之前的鲸波鳄浪，其中既有人类的观念碰撞，也有自然的太阳危机，更有陨石来袭、太空电梯断裂、千枚核弹齐爆等异景奇观，借由多巴胺和内啡肽的交互作用使人得到了日常难以领略的心灵满足。在互联网+疫情时代，创意体验消费正在形成潮向，电影如果不能充分展示自己的本能和潜质，不能给人带来新鲜意外的体验，就很难打动和吸引观众，引发观众的高潮体验。

三是社交感。

一项调研则显示：观众在观影同伴选择上主要以“朋友/同事/同学”为主，比例高达六成左右；其次才是“配偶/恋人”及其他构成形式——观影更多地和公共领域相关而不倾向私密化，说明电影消费的社交感、交互性愈益凸显。尤其是身处急遽变化、不确定性剧增的后疫情时代，人们对社群的依赖度会大大提高，而影院作为社交活动的载体正是人们进行集体认同和情感宣泄的理想场所。当大批影迷走进影院时，他们不仅在消费艺术，也是在寻求一种群体归属感。因此电影生产怎样与时偕行，更多关注人的情愫，回归人的本性，在作品里注入更多的温情、温暖和温存来满足这种需求，就成为一种新的艺术指向。《熊出没·伴我“熊芯”》直视爱与亲情，用科幻想象呼唤暖心陪伴，《深海》通过青春少女的深海之旅，着意构造情感穿透力，而硬核科幻的《流浪地球2》，最终亦落脚在亲情、友情、爱情等最基本的人类情感层面，无疑都是明智的选择，也给未来的创作带来诸多新的启迪。

四是价值感。

电影的乐趣不容小觑，但是仅仅停留于欢快娱乐，还是不够的，它还需要注入人生意义，浇灌思想能量，与观众一起实现精神成长。从这个意义上说，春节档的电影经验尤为值得珍视。《满江红》以古装悬疑开篇，终以岳飞那篇气壮山河的诗词《满江红》煞尾，激发起人们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并以特有的喜剧形式而沁人心脾，而该片的争议也是来自喜剧形式对于英雄悲壮感的消解；《无名》挑战经典叙事的常规，精心酿就了扑朔迷离的谍战疑云，底色是抗日地下英雄们视死如归的英勇和决绝；《流浪地球2》大开大阖，外在主打高科技，内含张扬小人物的家国情怀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命题……在一帧帧精心打造的画面里，一桩桩耐人寻味的故事内，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上，寄寓着创作者深厚的思想情感，积极的人生价值理想，它们常常溢出影像画面，与观众的情感认知实现勾连，最终成为娱乐感之上的一种晋级，新奇感之上的一种升华，社交感之上的一种导向，不仅产生巨大的艺术矢量，也使作品本体得到强有力的情怀和逻辑支撑。

以上“四感”，大多我们过往已有论及，但是在三年疫情后的目下愈发醒目和凸显。观众对中国电影未来发展寄予厚望，满足人民群众这种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精神生活的向往乃是电影艺术的天职，这是中国电影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应当充分体察和把握的。它们和我们之前时常论及的体验感、归属感、怀旧感、仪式感、参与感等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疫情后观众若干新的心理需求，我们只有与时俱进，力求让电影市场与观众心理不断匹配与耦合，才能获取社会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中国电影理论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