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越是八王之乱的胜利者，却也断送了西晋王朝

西晋是司马懿父子两代人韬光养晦，以权谲狠诈之术，把握时机考欺负人家孤儿寡母夺得政权的。其手段之不耻，连后来的暴君羯人石勒都说：“曹孟德、司马仲达以狐媚取人天下於孤儿寡妇之手，大丈夫不为”。（《晋书》）

司马氏一族不只是阴谋篡窃，因为阴谋不足以镇压反动，必然继之以惨毒的淫威。自身立国就不正，何能正一国之气，正一族之气，所以在开国皇帝晋武帝死后，所有都开始蠢蠢欲动，结果酿成了宗室互残的笑话，八王之乱使大一统的西晋走向了灭亡。

而在这场动乱中取得胜利的东海王司马越，胜利的果实还没捂热，永嘉之乱随之而起，司马越也在和晋怀帝的斗争中忧惧而死，未能登上皇位。

八王之乱

西晋为什么会爆发这种让人不耻的宗室争权大乱呢？这个原因与开头提到西晋本身得国不正，为了立国能够长久，采取了一系列饮鸩止渴的措施不无关系。

这些措施表面上看十分合理，却内含危机，比较有威望的开国皇帝司马炎死后，各种潜在危机一起爆发，形成了三方势力争夺皇权，才导致了八王之乱。

一方是外戚杨俊，他是司马炎的托孤大臣，他与两个弟弟杨姚和杨济，当时合称“三杨”，权倾天下。

还有一方是贾后的势力，她是司马炎的儿媳，晋惠帝的皇后，她是一个无才无德且权利欲极盛的女人，因处于皇后之位，矫诏行事十分的方便，杨俊对她都有所忌惮，“贾后情性难制，甚畏惮之”（《晋书》）。

最后一方是司马氏的宗室势力，因为晋武帝接受了曹魏孤立无援而亡的教训，所以在分封宗室的时候，晋武帝是十分的大手笔，封土虽然是“以郡为（封）国”，但实力却是“出拥旄节，笠岳牧之荣，入践台阶，居端揆之重”（《晋书》）。

宗室是最有资格窥视皇位的一帮人，而晋武帝却给了他们窥视皇位的实力。

当晋惠帝这个先天弱智的皇帝登基之后，三方势力蠢蠢欲动，元康元年（291年）贾后最先按捺不住，最先发难，他先是与楚王司马玮合谋干掉了外戚杨俊的势力，三足成了两足。

宗室辈分较高的汝南王司马亮出来辅政，但贾后不久又唆使司马玮杀掉司马亮，随后贾后又以专杀罪命杀死了玮，这样大权就落入了贾后之手。

贾后此人善妒，在元康九年（299年），她借故废黜了惠帝后宫其他女人所生的太子司马遹，并在次年将其杀害。这一作法遭到宗室普遍不满且激化了内部矛盾。

统禁军的赵王司马伦率先发动政变，杀死贾后，废惠帝而自立。但司马伦的篡位行为引起了宗室的普遍反对。

各个有势力又有野心的宗王都不再按捺了，纷纷起兵。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先起兵讨伐赵王，而后赵王战败被杀，三王陷入了混战之中，长沙王乂和东海王越也被卷入了其中。

这前前后后共有八王参与此次动乱，故称“八王之乱”。东海王越也是时势造英雄，趁着这次混战成功崛起，变身最后赢家，一度把持着西晋政权。

司马越的成与败

1.司马越在八王之乱的胜利

司马越是晋武帝司马炎的从兄弟，他不是司马懿嫡系下来的，只能算是宗室疏属，初任骑都尉，后因参与诛杀杨俊有功，授封五千户侯，后进爵东海王。

正如前文所述，302年赵王被杀之后，借机做大的是齐王冏，但是他为人无德，很快就遭来其他人的不满和讨伐，长沙王乂率先出手大败了齐王并将其杀死。朝政就落入到了长沙王的手中了。

那么这时轮到了成都王颖和河间王颙不满了，他们联合起来打长沙王。304年，长沙王军被打得正疲惫之时，东海王司马越渔翁得利和禁军勾结，夜捕司马乂去献给了司马颙，司马乂最终也难逃一死。

司马越借机升官为尚书令，进入了中枢。大权落入了司马颖和司马颙手中。八王就剩下这三人了，同年司马越对司马颖把持朝政很不满，率十万军队去打司马颖，但是司马越战败逃到了下邳。

后司马越的弟弟司马腾联合异族乌丸、羯朱把司马颖给打败了，司马颖战败后是一路逃到了朝歌，后司马颖在长安被司马颙废黜了皇太弟身份令其回到了封地直至306年司马越胜利后下矫诏将其杀死。

司马颖败后，司马颙的大将控制了洛阳挟天子而令诸侯。于是305年司马越打出了“张方劫迁车驾，天下怨愤，欲奉迎大驾，还复旧都洛阳”的名义起兵讨伐司马颙。

司马颙没有听从张方出博陵断司马越臂膀的建议，而是派六乔攻打司马越，结果司马越一战大胜，进屯阳武。后司马越又在异族军队的帮助下攻破长安，控制了晋惠帝，于307年毒杀惠帝，立怀帝。

怀帝继位后司马越下令让司马颙回朝，在途中将其杀害，八王之乱至此结束，司马越成了最大的赢家。

2.司马的“三宗罪”与错失良机

八王之乱中司马越虽然脱颖而出，成功掌握了西晋大权，但其后他所犯下的三处过错却断送了他的一生，也让西晋走到了穷途末路。

第一，司马越和晋怀帝争权，其不臣之心四海皆知。晋怀帝司马炽是晋武帝司马炎第二十五子，是名副其实的宗室近亲，在血缘上与宗室疏属的司马越就有着巨大差别。

未继位之前，司马炽领“射声校尉”这让他与洛阳禁军有了一定的渊源；荡阴之役时，他跟随惠帝亲征、统帅军队；后与惠帝一同入长安。

而且当时大部分的洛阳士大夫也被迁移到了长安，司马炽与这群士大夫相交甚好，那是“专玩史籍，有誉于时”，所以这就让司马炽在文臣和武将上都有了人脉。当了皇帝之后，晋怀帝开始利用手上的资源，重振皇权。

在皇城禁军方面，晋怀帝利用司马越出镇许昌之时，与洛阳禁卫军将领建立起了比较密切的关系，从而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洛阳兵力。

直到永嘉三年，司马越带军回到京师，“勒兵入宫，于帝侧收近臣中书令缪播、帝舅王延等十余人，并害之”。

马越夺回以自己手中更强的兵力诛杀大臣夺回军权，不臣之心昭然若揭，“时殿中武官并封侯，由是出者略尽，皆泣涕而去。”这些武官离去的时候是哭着离开的，他们心中应该是忠于晋怀帝。

在文臣方面，晋怀帝继位之后“以司马越为太傅，录尚书事”。（《资治通鉴》），可见司马越是想要控制中枢，但是晋怀帝利用司马越出镇之时，对中枢进行了几次调整。

如“庚子，以光禄大夫、延陵公高光为尚书令”，“以太子少傅荀藩为尚书令”，这些操作使使得司马越的“录尚书事”以及此后的私自加官都成了徒劳。

但是晋怀帝在这种宗室蠢蠢欲动的时代并没有掌握住一支强大的军队，当司马越带军回来时，晋怀帝及其大臣那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司马越以东海国军队利用刑杀等手段控制了洛阳，但也给人留下了“不臣之迹，四海所知”。

这样政治形象显然给司马越留下很不好的名声，使他民心渐失，他作为司马宗室却不能在政治斗争中加分反而被舆论所制约。

第二，与晋怀帝争权导致地方割据更加严重。晋怀帝和司马越的斗争不仅仅局限于中央，局限于洛阳。洛阳的实力毕竟有限，尤其是在八王之乱后洛阳的军事力量已经残破堪，无法与司马越大军相抗衡。

因此，晋怀帝也将目光投向了地方军府。晋怀帝在永嘉三年任尚书左仆射山简为征南将军、都督荆湘交广等四州诸军事，实现了初步控制荆州。然而司马越马上开始反扑，于是就有了同年司马越入洛阳诛杀大臣之事，此后，晋怀帝一直处于司马越的“幽禁”之中。

但是为了稳定地方局势，在永嘉四年十一月，司马越再次出镇许昌，晋怀帝又开始活跃起来了。司马越宗室疏属的身份让他始终不具备皇帝的法统地位，在其不控制皇帝时便不能代表西晋中央。

即使他以“行台自随”，地方将领还是直接上书洛阳的怀帝，而这些不属司马越的地方势力，在永嘉三年司马越击溃晋怀帝的中枢后开始发展成了独立势力，一旦时机成熟那又是逐鹿中原的各方枭雄。

而司马越本是可以通过加强对洛阳的控制逐步把这些势力削弱然而他没有，反而任其发展。司马越与晋怀帝争权加剧地方割据，未能及时处理，导致地方势力坐大。

第三，引狼入室，成了永嘉之乱的始作俑者。虽然司马越不是引胡兵作战的第一人，但是确实把永嘉之乱推到巅峰的人。

匈奴刘渊是司马颖引进来的，刘渊借机于304年起兵反晋，不久羯人石勒也起兵，这些少数民族首领借着八王之乱趁势崛起，至永嘉三年司马越返回洛阳时，刘渊、石勒已分别在河东、河北打开了局面。司马越却忙于内斗，等他回过味来，已经迟了。

而且还司马越信用潘滔、刘舆等奸候小人，使其“人士多为所构”，内部幕府就不团结，在镇压外族时，不能尽力。

司马越经常按兵不动，使得石勒和刘聪（刘渊之子）有机可乘，加上司马越不臣之天下皆知，所以很多人不愿意追随他，征兵各镇，唯江州刺史华轶遣三千兵屯夏日,“以为声援”,其他州镇皆无动静。

所以他不得不亲自出兵，带领将士屯于项，准备于外族作战，但是周馥和苟晞对司马越相继发难，晋怀帝下诏责骂，最后使其忧惧而死。

司马越死后部将钱端出兵对抗石勒战死，晋军大败，石勒屠杀十万人，焚烧司马越的灵柩。这是司马越“第三宗罪”，让胡人借机坐大，酿成永嘉之乱。

所以司马越在纷纷扰扰的八王之乱中登上了权力巅峰，也在纷纷扰扰的内外斗争逐步走下向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