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伟锋：企业需调整治理和人员架构以适应新规

英国央行原行长马克·卡尼（MarkCarney）曾说过，如果你不能计量（可持续性信息），就没有办法做出一个投资决策。早在2016年，作为二十国集团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的附属委员会，由卡尼领导的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旨在提供建议，帮助企业了解与气候相关的风险，向金融市场更好地传达这些风险。

如今，TCFD将大任“转交”给了ISSB。国际会计准则（IFRS）旗下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日前正式对外发布《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1号——可持续相关财务信息披露一般要求》（S1）和《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2号——气候相关披露》（S2）。ISSB准则的发布标志着全球迈向更一致、可比、完整的ESG信披标准。

ISSB准则要求将ESG信息与财务信息建立科学合理的联系，这是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ISSB准则对企业有什么影响和新要求？对投资者决策有哪些启发？在8月9日由第一财经主办的零碳峰会期间，一场题为《ISSB准则正式发布——ESG财务融合全面开启，优质资产逻辑静待重构》的圆桌讨论聚焦这些话题。嘉宾包括：奥纬咨询气候与可持续发展业务董事合伙人吴倩，标普全球Sustainable1大中华区ESG业务负责人喻蓉，Leverage莱巍爵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席、上海工业经济联合会可持续发展标准项目组联合组长瞿伟锋，兴证全球基金资深ESG研究员刘一锋。

吴倩：企业领导者需要突破传统机制

吴倩认为，新的ISSB标准内化了TCFD的内容，从四个要素的角度指导企业进行ESG披露。其中难度较大的要素是与企业战略的结合，如何将ESG融入企业业务，使投资人理解这一逻辑。

另一个要素是风险识别，披露与可持续相关的风险和机遇，这些风险会影响现金流、企业经营和融资成本，量化这些信息在基数和管理层面具有一定难度；同时，数据收集也面临技术和管理挑战，收集的信息需要以不同目的进行重新整合，比如差旅数据的碳排放量化。

问题也涉及到谁来管理这些数据？是首席财务官、首席风险官、首席运营官，还是董事长？关键在于，企业需要具备影响力和跨部门管理能力的人来统筹，将业务数据、财务数据和碳数据等整合。

“作为企业领导者，仅进行顶层设计是不够的，需要在前瞻性和管理上突破传统机制和体制的挑战，回归本质。”吴倩表示，这也意味着需要理解一些底层细节，如量化方面的考虑。以北京夏季天气为例，需要考虑温度对出行和商户经营的影响，比如户外娱乐和就餐，不同的气候情况可能驱动线上或线下消费，需要从新的视角分析对业务的影响。

在社会层面上，她提及，例如共享出行领域，对老人的辅助打车可能为社会创造了价值，这种行为可能提高了老人的生活质量，释放了子女的时间，提高了整体社会的生产力。但企业本身可能并未盈利，需要思考对于这样的行为是否应该奖励或补偿。重要的是要有支持ESG战略的实际行动，而不仅是在每年的报告中展示美观的内容。

瞿伟锋：企业需调整治理和人员架构以适应新规

瞿伟锋表示，许多企业已经开始披露关于碳中和路径的报告，现在又面临着更具针对性的ISSB准则。企业需要通过治理结构、战略、风险管理和指标目标等四个维度来进行披露，这方面可能面临一定的难度，需要适应和变革，包括调整治理结构和人员架构。

他提及，新标准要求建立风险管理体系和组织架构，同时需要会计人员参与整个战略中的风险管理。企业需要更好地披露气候相关的行动，并将未来的战略支持透明化。

“现在对数据的准确性要求越来越高。以往的披露往往以美化图文为主，而新的披露模式应更加简化、数字化，提高透明度，甚至可能涉及第三方的见证，未来需要为投资人提供更准确的数据。”瞿伟锋称。

他称，在高标准的要求下，企业端需要重新发掘自身的可持续问题，了解如何将可持续发展目标与经营目标进行平衡。

喻蓉：披露的数据量和质量将得到提升

从ESG评级和ESG投资维度来看，喻蓉表示，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在7月批准认可了ISSB准则，香港证监会随后也发布公告表示认可ISSB。港交所明确表示将在ESG披露文件中引用ISSB标准，尤其是关于气候变化的指引。

“因此，港股上市企业在未来将需要按照ISSB的大框架进行披露。虽然披露是目标，但实际难点在于如何通过提升内部管理、收集和清洗数据等过程逐步实现披露，企业需要高度重视这个过程。”

她表示，国内上市公司数量超过5200家，其中大约30%左右披露了ESG报告，这仍处于较早的阶段。不同企业的ESG报告侧重点各异，取决于ESG工作的成熟度。然而，ISSB准则出台了明确的指引，为企业提供了关于ESG披露的清晰框架，以满足资本市场和监管的需求。这将促使企业进行更一致、可比的信息披露，预计未来披露的数据量和质量都将得到提升。”

标普方面观察到，国际上许多企业已经开始进行气候风险评估，时间跨度为2～3年，而国内企业刚刚起步，关键的挑战之一就是如何运用数据进行量化。

具体而言，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CSR）关注企业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而ISSB倡导从另一角度理解环境和社会对企业的影响，这需要不同的视角来收集、管理内部信息并进行外部披露。此外，企业需要前瞻性地理解气候问题，不仅关注当前的碳排放，还要考虑未来二三十年的碳成本变化、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以及供应链的稳定性。因此，量化需要具备前瞻性，这也是国际企业普遍认为的难点之一。

此外，企业未来也需要进一步将可持续目标与高管职责挂钩。她介绍称，在全球范围内，超过50%的大型企业的高管薪酬与可持续发展紧密挂钩，通过激励高管，从上到下地推动可持续发展战略。

刘一锋：数据的一致、可比性有助ESG投资实践

刘一锋认为，数据的一致性、可比性有助ESG投资实践。不过，从目前来看，企业只有半年的时间准备，包括相关人员、内部制度修订、相应的目标的确认等，时间非常紧迫。

S1使企业能够向投资者传达其短、中和长期面临的可持续发展相关风险和机遇；S2则具体规定了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披露要求。两份准则将于2024年1月1日开始生效，有1年的豁免期，企业等主体需要积极备战。

他主要分析了ISSB准则实施后的三重影响和挑战。首先是数据质量与困难。当前数据存在一致性、完备性、可验证性和可比性等要求。很多企业未披露与自身历史的比较，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比较，都存在缺失。数据处理过程中，历史数据披露的瑕疵、单位不一致等问题影响了数据的可比性。

其次，就数据对企业影响而言，例如在洪水等自然灾害下，生产型企业停产、底层资产暴露于气候和风险，REITs型资产可能受到更大的可持续性问题的挑战。企业在双重实质性议题筛选中，气候议题可能相对较后，未来企业需要更加综合考虑现状和历史经验，形成新的框架。

对于ESG投资实践而言，刘一锋认为，新规将提高数据的一致性和可比性，这将促进内部ESG投资流程的发展，便于投资机构找出ESG的领导者和改进者。通过ESG整合、负面和正面筛选，机构将选出表现优异或符合ESG标准的企业，实现ESG可持续投资。同时，企业数据质量有望提升，企业和投资机构间将形成正循环，推动企业向更长期的可持续投资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