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冲突、教派主义与叙利亚安全秩序重建的多重困局

文丨杨玉龙，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副研究员

2025年3月6日至10日，叙利亚沿海省份拉塔基亚、塔尔图斯等地区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其中针对阿拉维派平民的集体处决等教派仇杀事件引起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高度关注。据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统计，这一轮武装冲突共造成至少1383名平民丧生。联合国人权发言人泰米尔·赫坦周二表示，暴力迅速升级为广泛的教派冲突，主要针对阿拉维派占多数的城镇和村庄。

此次发生在叙利亚沿海地区的武装冲突事件始于叙利亚过渡政府安全部队与阿萨德前政权武装残余力量之间的军事对抗活动。2024年12月叙利亚变局发生以来，虽然复兴党政权已经全面瓦解，但其武装部队的部分将领以及士兵拒绝放下武器向新政府投降。在“沙姆解放武装”接管叙利亚大中城市，解散前政权武装部队过程中，约数千名前政权武装分子撤离至叙利亚西部沿海地区，以及边境地带管控薄弱的黎巴嫩北部区域，这些地区大多是阿拉维派聚居区，与前政权具有较深的政治、历史和宗教关系。

截至目前，阿萨德前政权武装力量残余势力大体形成了两支具有一定战斗力的武装派别。一是由前共和国卫队将领米克达德·法蒂哈领导的军事派别“海岸盾牌”旅；另一支是前叙武装部队将领吉亚斯·达拉成立的“解放叙利亚军事委员会”。这两支军事派别是阿萨德前政权的坚定拥护者，主张以武装抵抗方式对抗“沙姆解放武装”领导的新政权。3月6日，这些武装抵抗派别协同在拉塔基亚对叙过渡政府安全部队发动大规模袭击，从而引发持续多日的军事冲突以及社会动乱。

在叙利亚沿海地区军事冲突不断升级过程中，暴乱扩大化为针对阿拉维派平民的大规模处决活动，造成大量无辜平民死亡，这是叙利亚战乱多年以来极为罕见的教派仇杀事件。总体来看，虽然存在大量虚假信息在全球互联网场域传播，但这些教派仇杀事件大多源自与叙利亚过渡政府结盟、合作的民兵武装派别，凸显出当前叙利亚面临的复杂安全形势与社会撕裂风险。

首先，教派冲突事件充分暴露出当前叙利亚社会面临的教派主义问题，这对于国家和解、民族团结是重要的破坏性因素。阿拉维派是伊斯兰教什叶派教派分支，在历史上曾被称为“努塞里派”，是中东古代历史上宗教多元文化融合、互鉴、交流的重要象征。在上千年历史演进过程中，沙姆地区的阿拉维派处于边缘化社会地位。20世纪初以来，阿拉维派在叙利亚现代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逐渐从社会边缘走向政治中心。1946年叙利亚独立建国后，阿拉维派政治家以及军人在阿拉伯复兴党中占据重要位置；1963年以后，随着复兴党逐渐上升为叙利亚执政党，以阿萨德家族为代表的阿拉维派政治家一跃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对叙利亚国家政治构成重要影响。由于阿拉维派是叙利亚社会的宗教少数派，具有这一教派身份的政治家成为叙利亚最高领导人，反而使阿拉维派平民背负了沉重的身份包袱，被部分伊斯兰主义逊尼派定义为前政权的坚定支持者，给阿拉维派打上了政权统治集团的教派政治化、身份化的标签。事实上，叙利亚复兴党是以阿拉伯民族主义为核心政治意识形态的世俗主义政党，其政治纲领、国家治理与宗教、教派并无直接关系。但是，由于复兴党前政权坚持世俗主义国家发展道路，曾与叙利亚穆兄会发生严重冲突，这些历史恩怨、意识形态冲突使阿拉维派背负了更多的教派身份标签，成为群体性的历史受害者。

在身份认同政治的错误认知、集体盲从驱使下，部分具有激进主义、极端主义思想背景的民兵武装分子，深受教派主义思想毒害，将阿拉维派平民视为“异端”，高呼“净化”等极端主义口号，在拉塔基亚、贾布勒、巴尼亚斯、塔尔图斯等阿拉维派聚居区实施了无差别的教派仇杀活动。这种现实悲剧违背了基本的人权保护原则，将教派主义仇恨洒向无辜平民，成为叙利亚变局以来第一轮社会暴力的现实惨剧。

其次，此次教派仇杀事件暴露出叙利亚过渡政府对其下辖武装派别的实际掌控力不足，军事与安全部门的统一性流于表面。在叙利亚沿海地区发生的教派仇杀事件，大多与来自叙利亚北部地区的民兵武装有关，其中许多民兵武装派系具有中亚—高加索等外籍身份背景。总体来看，“沙姆解放武装”的核心军事安全派别具有一定严格的指挥控制系统，军纪较为严格。但是，与其结盟的许多民兵武装派系具有鲜明的军阀色彩，一些民兵武装派系的意识形态背景具有激进、极端色彩。“沙姆解放武装”在建立叙利亚过渡政府后，表面上通过国防部实施了军事、安全派别的统一化进程，但事实上各地方民兵武装派系依然我行我素，在指挥控制方面各行其是。因此，在此次叙利亚沿海地区爆发军事冲突后，这些民兵武装派系表现出毫无军纪的行为特点，在阿拉维派聚居区城镇、农村随意处决平民，抢劫财物，其意识形态、行为具有极端性、军阀化的典型特征。

再次，此次军事冲突以及教派仇杀事件说明叙过渡政府对沿海地区的安全控制能力不足，军事安全力量薄弱，无法对全国实施有效的安全秩序维护。叙过渡政府建立三个月以来，表面上已经对全国大部分地区实施了名义统治，但事实上各地区存在广泛的安全真空。“沙姆解放武装”及其结盟派系下辖的数万名武装人员及其安全部队从能力、数量上还不足以对全国实施有效的安全秩序维护，部分区域实际上行政、军事、安全都掌握在地方派系手中。目前来看，叙利亚西部沿海、南部地区、东北部、东部仍存在若干独立的武装派系，其中部分派系具有反现政权的政治倾向，甚至与域内外大国建立协作关系，力图抗拒新政权，维持地方自治。

3月10日，叙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与“叙利亚民主力量”总司令马兹卢姆·阿卜迪达成行政、军事、经济的合并协议，双方同意将叙库尔德武装控制区逐步融合于叙中央政府的管理。这份被外界称之为“沙拉—阿卜迪协议”的政治共识文件对于叙利亚国家重建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也间接表明叙过渡政府对库尔德武装实施了双向的政治妥协，双方均无意与对方发生冲突，采取政治妥协姿态加强合作，保障叙利亚国家统一，在行政、军事、边境、经济、能源等领域实施部分合作与分享。但是，双方如何在技术层面实现行政、军事、经济等领域的融合，具有一定不确定性，取决于双方执行该协议文件的决心。

总体来看，由于叙过渡政府军事、经济、安全等力量薄弱，内部派系成分复杂，内政外交自主性不足，其维护叙利亚安全秩序的能力在短期内难以改善。因此，叙利亚在国家重建阶段将面临异常复杂的安全环境，包括教派冲突、族际纷争、反恐、暴力、毒品等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的局面，对安全秩序将构成严峻挑战。由于叙过渡政府国家治理能力与经验不足，国家治理体系还没有实现系统性构建，预计在安全领域面临的相关风险挑战仍将会反复出现，对艾哈迈德·沙拉政府的统治地位、国际信誉、执政能力造成影响。

对于此次叙利亚沿海地区发生的教派仇杀、冲突、暴力等相关事件，具有复杂的历史经纬和现实根源，教派主义是主要动因，极端化思想是重要根源，武装冲突是现实诱因。无论此次事件起因如何，叙利亚过渡政府需要通过正义、透明的调查委员会对这些暴力事件进行彻底、完全的评估，以过渡阶段司法系统惩治相关凶手，实现叙利亚过渡阶段国家转型亟须的公平正义，重建平等、透明的司法体系。如果对相关凶手采取有罪不罚的态度，将会助长叙利亚国内已经出现的教派主义安全化风险，加剧社会撕裂。同时，也会显著影响叙利亚过渡政府的国际信誉、国际形象，联合国以及主要大国对叙利亚实施的制裁措施可能也会受到该事件波及而延长制裁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