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唐僧立志求经的原因是什么

作为我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它不仅对中华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更是时至今日仍令人们对书中的故事津津乐道。其实，唐三藏西天取经，在历史中曾经真实地上演过。那么，一个和尚为何不远万里，克服重重阻碍去异国取经呢?他带回大唐的经书到底有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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皈依佛门

在正史记载中，唐三藏的身世并不像小说演义里描写的那般凄惨。他俗姓陈，名祎，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人。其父为县令，后在隋末因天下大乱而归隐。出身在官宦人家，让陈祎少时接受了很好的教育，而他又天生聪颖、悟性很高，颇得家里邻里的喜欢。当时，隋炀帝提倡佛教，所以隋朝上下的佛学氛围十分浓厚。受此影响的陈祎对佛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在心中渐渐萌发了出家的念头。

大业十年(614年)，大理寺卿郑善果奉旨到洛阳剃度僧人，年仅13岁的陈祎闻讯而去，请求出家。但因年纪尚小，不符合要求，所以遭到拒绝。可见，古代当和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就跟今天征兵选空姐一样，想出家，你得经过层层选拔，只有“幸存”到最后一关才能进得去庙里。然而，遭拒之后，陈祎并未气馁，他苦苦恳求，以自己的一番赤诚打动了郑善果，于是被破格录取。就这样，陈祎入了佛门，法名玄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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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志求经

剃度后，玄奘便来到洛阳净土寺研习佛经。或许是与佛有缘，他悟性极高，每当听完高僧讲座之后，便能用自己的话把经义分析得特别清楚细致，这让寺内师兄弟们都非常惊讶。他尤其喜欢钻研印度大乘瑜伽派创始人无著撰写的《摄大乘论》。此书开创了唯识学体系，重视理性思维。沉迷于此的玄奘获益匪浅，渐渐养成了极强的识经辨经的能力。

隋末天下大乱，各路诸侯连年交兵，作为隋朝统治中心的洛阳也是烽火不绝。为了避祸，同时也为了访师求学，玄奘离开了净土寺，先是来到蜀地，后又辗转来到荆州(今湖北江陵)、扬州(今属江苏)、苏州(今属江苏)、相州(今河南安阳)等地，最后于唐武德八年(625年)到达长安。这一旅程长达八年，期间玄奘遍访名师、精研佛学，理论水平有了极大的提升，成为当时知名的高僧。但是，随着接触的佛经越来越多，他内心的疑惑也越来越大。怎么回事呢?因为当时流传的经文来自各朝各代，对同一教义的记载多有不同之处，前后矛盾者比比皆是，加之各代大师们见解不同，对教义的解释也很是混乱。在识经辨经的过程中，玄奘经常会发现经文释义有不一致之处，这让他很是苦恼。如此一来，他萌发了去佛教的发祥地——印度求取真法的愿望。

西行取经，在玄奘之前已有先例。东晋的高僧法显、智严等已有成功的经历。但在没有现代化交通手段的古时，从中土前往印度，其间难度可想而知。因为路程艰苦，加之所经之处自然条件恶劣，能活着归来的取经人不足出发者的五分之一。虽然如此，玄奘还是下定决心去追随法显等英雄前辈们的足迹。为此，他先是苦学梵语，克服语言障碍;其次，他放弃了长安庄严寺方丈之位，为自己谋得了自由之身。可是，出国毕竟需要官府的许可。但当时大唐初立，北部边界面临突厥的严重威胁，政府对边关管控极严，玄奘的出关许可迟迟未批。贞观三年(629年)，不愿再等的玄奘在许下“不求得大法，誓不东归一步”的誓言后，踏上了西行的道路，他混在一群流民之中，向着充满无数艰难险阻的前方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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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尽艰险

西行的路上，玄奘不仅要面对大漠、戈壁、高山、沙尘暴等自然难题，还要面对无数关卡岗哨，其中艰难，今天的我们恐怕很难想象。有一次，他在凉州被边军扣住，无法脱身。玄奘使出各种手段，都毫无效果。没办法，为了不虚度光阴，他便为当地百姓诵读经法。因其谦虚诚恳、待人亲和，百姓对他很是尊敬。有人自发地为他打掩护，助他在夜间偷渡出关，离开了凉州。还有一次，他在大漠中断水断粮将近三天，眼看就要完蛋。但或许是冥冥之中自有佛庇佑，一支商队救起了他，把他带到了瓜州(今甘肃敦煌)。

在瓜州，玄奘打听到自己前面的路上还有五座烽火台，每座都有重兵把守。当地环境也极为恶劣，因为都是荒丘，如果不是本地人，很容易迷路。而这时，凉州方面请瓜州官府协助捉拿玄奘的公文已到，被逼上绝境的玄奘没有办法，只得毅然离开瓜州，继续前行。

此后，玄奘昼伏夜行，成功偷越五座烽火台，渡流沙，抵达伊吾(今新疆哈密)，至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县境)，受到崇信佛教的高昌王麴文泰的礼遇。高昌王被玄奘渊博的学识所折服，当了解到其西行取经的大志后，便决定助其实现梦想。为此，他送给玄奘三匹好马、两匹骆驼，以及淡水、饮食和衣物。离开高昌后，玄奘穿越今新疆、乌兹别克，又翻越葱岭，经今阿富汗北境巴尔赫过大雪山进入巴基斯坦，行程13800余里。历时三年，终于抵达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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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得真经

印度，当时称为天竺，又称为身毒，玄奘始译为印度。那时天竺并非统一的国家，玄奘停留时日最长的是摩揭陀国。因佛释迦牟尼在摩揭陀国度过了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所以这里被佛界尊为圣地。该国的那烂陀寺(遗址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东约96公里的巴腊贡村)是天竺最大的寺庙，被誉为佛界最高学府。玄奘拜该寺住持戒贤法师为师，苦修《瑜伽师地论》，以解决唯识学中佛性究竟是“本有”还是“始有”的问题。此外，他还学习了寺内收藏的各种经典。经过勤学苦练，玄奘在辩论中战胜了很多高僧，羯若鞠阇国戒日王在其首都曲女城(今印度北方邦卡瑙季)为他举办了规模空前的演讲大会。玄奘以崭新的说法阐释佛经、诠释佛义，轰动全场。不仅各国国王、达官显贵竞相施舍珍宝，在场的大乘、小乘诸派高僧也都对他心悦诚服，大乘派尊称他为“摩诃耶那提婆”(意为“大乘天”)，小乘派尊称他为“木叉提婆”(意为“解脱天”)。

此后，诸国国王一再挽留玄奘，请其担任护国法师。但玄奘志在将佛教真义传回东土，因而推辞不受。见其意志坚决，诸王无不钦服，戒日王还派兵护送，并命沿途各国接力护送，将他一直送回唐朝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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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誉而归

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抵达长安。与出发时无人问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返回不仅受到了上至官府、下至百姓的热烈欢迎，连唐太宗都亲自前来迎接。由于唐朝皇帝尊崇道教，尊老子李耳为始，对佛教一直持保留态度。唐太宗以高规格接待玄奘，并非是出于对佛教的热忱，而是对玄奘九死一生的探索精神和不得真经誓不回国的求知精神的致敬。正所谓先有汉唐精神，后有汉唐气象。雄汉盛唐的伟业背后，不光有那些武功赫赫的名帅勇将和指点江山的明君贤臣，像玄奘这样的普通人，更值得我们铭记。

玄奘归唐，带回了大量经书。据记载，经书包括：大乘经224部，大乘论192部，上座部经、律、论15部，正量部经、律、论15部，化地部经、律、论22部，饮光部经、律、论17部，法密部经、律、论42部，说一切有部经、律、论67部，因明论36部，声明论13部。

玄奘希望去嵩山少林寺译经，但唐太宗在经过交谈后，认为玄奘才能出众，殷切地要求他还俗助其处理国政，但被玄奘婉拒。唐太宗非但没有见怪，反而被其感动，进而表示全力支持其事业，将其安置在条件更好的长安弘福寺，并让宰相房玄龄亲自关照其所需事物。50多名精通梵语的沙门被选为玄奘的助手，保证了译经的进展十分顺利。在玄奘译成《瑜伽师地论》后，唐太宗亲自为其作《大唐三藏圣教序》，并让太子李治作《述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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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为传奇

由于玄奘名声远扬，前来拜访礼谒的人络绎不绝，他因忙于接待，使译经受到极大影响。为此，在他的要求下，唐高宗便安排他去了较为僻静的宜君山玉华寺。在这里，玄奘翻译出了《大般若经》。

终其一生，玄奘先后翻译出经、论75部，共达1335卷。他还与弟子窥基创立了法相宗，与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密宗、律宗合称为唐代佛教八大宗。法相宗因将印度佛教中的因明学融入中国本土佛教，从而丰富并完善了中国佛教的思想逻辑。然而，随着玄奘圆寂，法相宗因与后来的中国国情、民情不符，很快便无人问津，前后只活跃了40余年。

在唐太宗的请求下，玄奘还与弟子辩机合力撰写了记录其取经路上所见所闻的《大唐西域记》。他西行17年，到过110余国，其中许多地方，连张骞、班超等人也未曾到达。因而此书的问世，对于当时人们了解西域山川地貌、风土人情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后来，它和法显的《佛国记》、园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并成为东方四大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