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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公众号Sir电影(id:dushetv)
图片来自网络
原标题 | 这国片疯了,谁逼的
作者 | 毒Sir
编辑助理 | 老板娘没有假期
国产文艺片,真就没法体面?
这件事传播面不大,但对于国内的影迷来说,肯定没法忽略。
上周末,《永安镇故事集》制片人黄旭峰,在线怒怼给电影打了差评的影评人。
不仅用词相当难听,还有想要上手的意思——
“把这些话赶紧删掉。”
“下作,无底线,无法无天。”
7.5到7.4,这是天塌下来了吗?
对于这部获奖影片,Sir给了好评和推荐,但不喜欢的人给差评不也是正常的吗?
这似乎和电影标榜的不匹配啊:
被骂影评人怒了——
如果不制止这场骂街,就放出魏书钧导演另一部电影的正片资源。
观众当然也怒了——
“片子不行就怪观众看不懂,到底在高贵什么?”
观众和创作者互掐,今年不是第一次了。
但比起探讨孰对孰错。
更值得思考的问题其实是——
当电影市场越来越火,动辄刷新纪录。
国产文艺片,为什么不仅没有被带火,生存空间还越来越小?
这个困局,不仅属于《永安镇故事集》。
01
虽说《永安镇》不卖座。
但在圈内,它肯定算是顶流了——
导演魏书钧,拍过5部片,其中4部入围戛纳;《永安镇》两年前就拿下了平遥国际影展最高的导演荣誉,豆瓣开分8.3,如今因为各种争议,虽然已经掉到了7.3,但在国产电影市场上,这依然算是有竞争力的分数。
结果呢?
上映10天,票房不足300万,排片仅0.1%。
按照30块的票价,观影人次还不到十万。
在三分钟看完电影都嫌慢的今天,提起文艺片,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
没人看。
但这依然无法解释《永安镇》的反常。
毕竟全国十几亿的人口,难道文艺片受众还不足十万?
这显然不可能,要知道一张北京电影节的《悲情城市》电影票,可以一秒钟被抢空,黄牛有底气炒到四位数。
同样是去年在平遥大放异彩的《宇宙探索编辑部》,票房超过6000万。
国产文艺片,绝对不是没有市场。
但关键在于,你有没有找对观众。
其实《永安镇》票房的滑铁卢,完全是可以预料到的。
它明明是文艺片。
但宣发的时候,偏偏就要装作——我不是。
《永安镇》海报标语:
好笑得不像文艺片。
宣传通稿更让人看得云里雾里。
主演杨子姗接受采访说,电影情节很让自己共情,跟自己被“骗”去参加婚礼的经历很相似。
这种宣发逻辑大概是击打网友共情。别的电影如《孤注一掷》用被骗的真实案例,《我爱你!》就用现实中空巢老人的困境,我们都能有同感。
一个女明星误入婚礼的“真实经历”,谁能共情啊?
电影里,杨子姗演的是一个摸爬滚打、竭力转型的女演员。
回老家拍戏,面对小县城这个物是人非、潜规则横行的世界,感到失望、无奈;回望曾心生向往的大城市,又觉得格格不入……
这跟被朋友拉去婚礼又有什么关系?
总之,《永安镇故事集》始终在用别的片种的打法推销自己,就是不肯展示出本色来。
还有上映一周的《鹦鹉杀》。
周冬雨、章宇主演。
按理说是不愁卖的。
然而你看海报——
“首部杀猪盘女性反杀电影”。
“你在恋爱,他在诈骗”。
其实《鹦鹉杀》是文艺片。
但在宣传上,他们就是想让大众联想到《消失的她》和《孤注一掷》。
于是。
想看爽片的观众被骗进影院了。
嫌电影货不对板,不够爽。
而本该匹配文艺片的观众。
又无感于过于直给的宣传,丧失了走进影院的兴趣。
文艺片的受众是狭小。
但如果能精准找到自己的受众,潜力其实并不小。
只是国产文艺片,打从心里就不相信——
观众甘心为文艺片买单。
更具体说。
这个观众指的是,当下院线筛选和训练出来用户群。
当下院线什么卖得最火?商业片、类型片、社会议题、情绪集火。
他们大部分本来就对文艺片不感冒。
文艺片还在一群调性不匹配的人群中推销自己,这本身就和其他的商业片不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所以问题是。
文艺片为什么到今天还没有自己的主场,自己的稳定受众群体。
02
不知道你发现没。
文艺片的导演和出品方们,特别容易因为电影之外的原因上新闻。
2016年,方励为了给《百鸟朝凤》争取排片而下跪,因为和《美国队长》同期上映,当时排片仅2%。
很多人说这是卖惨、道德绑架。
但如果不出这一招,谁又愿意给这部电影排片呢?
2018年,毕赣《地球最后的夜晚》选择在跨年档上映,营销话题主打“一吻定情”,最后收获了2.82亿。(要知道导演处女作《路边野餐》也就600万)。
这同样引来了舆论的反噬——
不同于商业片的叙事节奏,让普通观众直呼受不了,并将《地球》定义为第一部国产诈骗电影。
但讽刺的也在这里——
“闹剧”和“诈骗”,让这两部电影的票房达到了其他文艺片望尘莫及的程度,8500万和2.82亿。
为什么国产文艺片,必须要用哗众取宠的方式,才能获得理想的回报?
原因在于。
今天国内关于文艺片的评价体系,依然是一片空白。
影迷根本无从预判,一部文艺片值不值得走进影院。
文艺片最大的招牌是什么?
口碑、导演、电影奖。
不管是引进还是国产。
能吸引影迷进场的, 大多都是奖项强力背书的——
2018年,《小偷家族》,戛纳金棕榈,9600万。
2017年,《水形物语》,奥斯卡最佳,1.05亿。
而对华语文艺片来说,入围国际电影节,就已经是很大的噱头了。
2014年,刁亦男《白日火焰》入围柏林主竞赛,1.02亿;
2015年,侯孝贤《刺客聂隐娘》入围戛纳主竞赛,6000万;
2018年,贾樟柯《江湖儿女》入围威尼斯主竞赛,近7000万;
2019年,王小帅《地久天长》入围柏林主竞赛,近5000万。
当一部文艺片在国际上得到认可,它对影迷的号召力至少是千万起步。
但同时前面提到的几部,它们最大的招牌还不在于入围,而是观众对导演的信任。
但对新一代的创作者——如魏书钧这样的新导演来说。
他们还没有积累一定的影响力。
好不容易才到手的入围,吸引力又在不断下降。
去年李睿珺的《隐入尘烟》,华语电影继2019年后首次入围柏林主单元。
但显然在现在充满防备的舆论环境里,入围国际电影节,似乎只能让一部电影变得“可疑”。
一边是质疑国际奖项的意义不单纯了。
一边是我们的主流奖项,始终隔绝着本就处于非主流次元的文艺片。
过去三届的金鸡奖最佳影片:《长津湖》《悬崖之上》《烈火英雄》;百花奖最佳:《中国医生》《我和我的祖国》《红海行动》;华表奖最佳:《长津湖》《我和我的祖国》《红海行动》……
Sir不是说这些电影不配得奖。
但它们已经赢得的票房和影响力,还需要奖项去加持吗?
如果说这些奖项要代表主流,也没问题。
但能不能创立一些专门评选文艺片的奖项,方便文艺片的影迷,给他们一个权威的指南呢?
市场上,文艺片完全客场被动。
本该倚重文艺片的艺术奖项,又没能建立起稳定可靠的评价体系。
文艺片和影迷,可不就有壁垒了。
而这几年在国内影迷中传播度颇高的《大佛普拉斯》《阳光普照》。
都拿了金马奖。
Sir不是说拿了奖就必然是好片,但它能为一部片首先打开知名度,让我们能快速找到自己可能会爱看的片。
至于好不好看,可以看过了再评。
起码能真的号召人去看。
这不才是奖项存在的意义?
而不是为一部本就赢家通吃的大卖片,再镶金镀银。
当文艺片缺乏独立的评价体系,也无法得到保驾护航。
创作者只能靠自己向投资人交代。
那么唯一的结局就是——
刻舟求剑地让本就属于一小撮人的文艺片,强行走向根本不感兴趣的大众,甚至走起黑红路线。
于是反过来。
真正的影迷被骗多了。
在票价水涨船高,删减打码普遍的今天,也逐渐丧失了用真金白银,去支持一部可能从未听说的国产文艺片的兴趣。
03
观影习惯是需要培养的。
而观影门槛较高,受众面更窄的文艺片,显然就更需要这种培养。
但我们有没有想过——
真正的影迷们,他们都是怎么看文艺片的?
不是蹲资源,就是抢电影节的贵价票。
因为一年到头,我们根本看不见多少国外的文艺片可以引进;就算引进了,也严重滞后——
比如郑秀文的《流水落花》,引进后只有20万票房。
是没人想看?
是因为想看的人,都在两个月前流媒体出资源的时候就看过了。
与其说观众不爱看文艺片,看不懂文艺片。
不如说,就算愿意为爱发电的影迷,也不可能在国内这样的生态中,建立起去电影院看文艺片的习惯。
一方面是文艺片院线的稀缺。
另一方面。
是国内文艺片的创作者,过于依赖票房收益。
贾樟柯的前四部电影都没有在国内上映,第一部地上电影《三峡好人》的票房也只有30万。
但贾樟柯一直都不愁投资。
因为当他能拍《站台》,北野武这样有眼光、已经赚到钱的导演就会找上门来,给他投资。
有了前辈的背书之后。
年轻的贾樟柯能凭着这样一个光环,继续打开更多电影节,获得更多国家发行、引进的机会。
《三峡好人》在国内只有30万很凄惨吗?
人家在海外可是收获了4000万啊,所以还是有得赚的,还是能让文艺片循环再生产的。
一部国产片,在国内居然卖不过国外。
别说什么“外国人就爱看中国某某面”的阴谋论。
看电影,也是得花钱花时间的,一部没有内涵,纯纯为了夸大非洲或者南美阴暗面的电影,换作你愿意在周末自掏腰包去看么?
哪国的观众都不是那么闲,专门以黑别的国家为乐。
不如老老实实想想。
国内有如此的影迷基数,哪怕看文艺片的人少,也不至于比国外少太多。
而我们,为什么就没有属于文艺片发行的成熟体系?
而诡异的是。
位于其中的创作者和制片人,不是齐心协力地向上争取——比如更多的艺术院线、独立电影奖、更多地引进国外的文艺片,培养影迷的信心。
而是反过来,向下碾压。
责怪观众看不懂、打差评。
责怪平台出分有猫腻,影响电影的票房。
而国内的影迷,则逆反道德绑架,反过来怪文艺片装、不会讲故事、讨好国外评委。
错位导致互掐。
但双方都是对着虚假的假想敌,发泄自己的愤恨,丝毫没有击打到实际的痛处。
文艺片已经很难了。
今天在大众舆论中,它几乎等同于难看和烂片的代名词了。
在这种底层倾轧,上层隐身的局面里,无论怎么吵,都不可能得到一个有建设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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