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太平之下，为何皇帝多为工作狂

众所周知，康乾盛世是中国古代王朝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盛世，中国人口达到了古代王朝时期的巅峰，生产总值位居全球第一，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强国。

但是，也有不少人发现，康熙、雍正、乾隆均为工作狂，或是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中，他们都将个人生命投入了国家政务中。

明明是天下太平，国力蒸蒸日上的盛世，为何这三位皇帝还会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治国理政中呢？这既是因为这几位皇帝个人性格，也是因为所谓康乾盛世并非真正的盛世，而是暗含着诸多危机。

一、康、雍、乾的工作狂习惯

1.康熙的勤政

康熙帝玄烨（1654-1722）是康乾盛世的开创者，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位帝王中最为出色。

他自幼父母早逝，在祖母孝庄文皇后的抚育下长大。1687年，康熙在孝庄文皇后病危之时，他曾亲自步行前往天坛祈福，并撰写了祝文，文中追忆了早年在孝庄文皇后抚育下的情形：“忆自弱龄，早失怙恃”（《清史稿》）。

也就是说，在年幼失去父母疼爱的情况下，正是祖母孝庄文皇后给予康熙帝关爱和教诲，才让康熙得以有所成就。可见在康熙帝的眼中，孝庄文皇后是在他人生路上给予他深远影响之人。

据《清史稿》记载，孝庄文皇后“独嗜书史”，在清初统治集团中算是文化水准较高之人。在孝庄文皇后的影响下，康熙帝从小就对读书兴趣浓厚，据《康熙起居注》记载：“（康熙）早夜读诵，无间寒暑，至忘寝食”。

如此看来，在青年时代，康熙帝比今日的中国高考生还要努力。他每日早晨晨读，夜间挑灯夜读，酷暑与严寒的天气也不松懈，有时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据《清史稿》记载，在康熙帝十七八岁之时，他甚至一度因为过度用功到了咯血的地步，即便如此，康熙帝依旧不肯休息，继续用功。

可以说，康熙帝的工作狂习惯便是源自从小养成的严于律己的性格。

2.雍正的谨慎、克制与勤勉

雍正的出身与康熙相近。康熙的母亲只是皇宫中一名身份低微的嫔妃，并不受宠。于是，和康熙一样，雍正只能凭借自己的努力与勤勉去博取皇帝的关注。

在雍正长大后，他并没有急于表现自己，而是努力地从事一些实际的政务，同时避免与各位皇子产生冲突。正因如此，他才在康熙末年的诸子夺嫡争斗中笑到了最后，继承了皇位。

这种务实、勤勉的性格深入了他的骨髓，成为雍正上台后全身心投入国家事务的内在原因。

3.乾隆的好大喜功与勤政

乾隆的勤政与康熙、雍正有所不同。乾隆统治了清朝60年，是世界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且在位期间，他对于朝廷要事总是事必躬亲，堪称兢兢业业。

根据《清高宗实录》记载，在70多岁之时，乾隆曾总结了一生的皇帝生涯，他说自己一辈子“亲理万机，孜孜不倦”。由此可见，乾隆对自己的勤政是颇为得意的，且认为这是一件能够名垂青史的美谈。

但实际上，乾隆的勤政与他自身好大喜功的性格密不可分。

乾隆帝在位期间屡次与周边少数民族作战，耗费财政支出超出1.5亿，导致了清朝国库的空虚。此外，康熙帝推崇文才，但他自身文采平平，往往找手下御用文人捉刀代笔，写出了四万多首诗歌。

可惜的是，这些诗歌水平都十分一般，即便如此，乾隆还是将这些诗歌刊印，分发全国，乾隆的爱好声名于此可见一斑。

二、面对时局的选择

1.康熙面对的开国之局

康熙上台之时尚且年幼，在朝廷上有鳌拜的专权，在地方上有三藩的跋扈，可谓是内忧外困，容不得康熙做一个闲散天子。于是，康熙只好殚精竭虑地处理这些问题。

据《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在14岁亲政后，就曾经把“三藩、河务、漕运”写在了“宫中柱上”，每日警醒自己。

在1669年，康熙终于除去了鳌拜集团，这时康熙年仅15岁。

此后，康熙又马不停蹄地开始筹备削藩事宜。1673年，吴三桂等三藩先后请求清政府允许他们率领部队返回东北原驻防地区。很显然，这一举措是在试探清朝中央政府对他们的实际态度。

康熙将计就计，乘着吴三桂等人主动换防的请求，直接削去了三人的权力，由此激化了矛盾，诱发了三藩叛乱。

当时，康熙朝廷的大多数满汉朝臣都不同意这一举措，康熙顶住了朝廷主和的压力，极力主张削藩和武力平定三藩。他亲自指挥平叛战争，经过8年的战斗，终于取得了最终胜利。在这种局势之下，康熙恐怕没有偷懒的时间和余地，只能不停地解决一个又一个的矛盾。

即便在国内战争平息之后，清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矛盾依旧尖锐。于是在1690年，康熙亲征噶尔丹。此后在1719年，他又力排众议，派军将准噶尔军队驱逐出西藏。康熙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在这些战争事务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此外康熙对国内事务也极为上心。清朝入关后，满人贵族曾大量圈占百姓土地，民间的满汉矛盾依旧尖锐。于是康熙在亲政后随即停止圈地，同时减免了不少百姓的赋税，采取了一系列轻徭薄赋的政策。

简而言之，清朝统治之初的主客观环境使得康熙不得不早熟，发奋图强地处理迫在眉睫的相关问题。这种现实困境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与紧迫感，并成为他励精图治、宵衣旰食的内在动力。

2.雍正帝的困境

众所周知，围绕雍正帝继位的谣言一直层出不穷。因为在康熙生前，雍正帝并非康熙最看好的皇子。所以有不少学者认为，雍正帝曾经篡改了诏书。甚至有一些学者认为，雍正帝曾在康熙死前软禁了康熙，隔绝了康熙与其他皇子的往来。

几百年后的今日，我们已经无从得知真相。但是可以确定的是，雍正帝继位之初面临着皇位合法性的危机。雍正自己也知道这一点。

所以在他继位之后，除了一直站在他身边的康熙第七子、第十二子，以及并未参与夺嫡之争的康熙第十三子之外，所有的康熙皇子都被软禁。

甚至于在若干年后，雍正帝审理“曾静案”之时，亲自写了一部《大义觉迷录》，借着这部书，雍正帝描述了康熙传位的细节，以此证明自己继承皇位的合法性。

面临着世人对皇位合法性的质疑，雍正帝不可能懈怠，再加上雍正帝本人谨慎、勤勉的性格，雍正帝的工作狂属性也就不难理解了。

此外，康熙帝晚年贪腐问题频发。康熙年迈之后，对臣子越发放纵，对吏治的整理也是有心无力，学者一般将这种现象称作“老人政治危机”。

雍正帝即位之初，面对的是一个贪腐横行，钱粮亏空案不可胜数的国家。据现代学者统计，雍正登基之初，全国的亏空钱粮数额高达两千万两。

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所有中高级官员都卷入了大大小小的贪污案件之中。面对这些问题，雍正帝自然不敢懈怠。他以雷厉风行之势展开了清查亏空的行动，堪称清朝版的“清朗行动”。

这一次的清朗行动几乎将清朝大小官员都卷入集中，在追索赃款方面他更是严厉，即便是已经卸任、调职的官员，一旦被查出与亏空有关，也要出钱填补亏空。

除了钱粮亏空问题，康熙帝遗留下来的议政王元老也阻碍了雍正帝进一步集中权力。这些议政王大臣组成了“议政王大臣”会议，与皇帝共同处理国家大事，严重阻碍了皇权专制。

所以雍正乘着清朝与准噶尔部爆发战争的时机，收回了议政王大臣的权力，特设军机处于隆宗门附近，直属于皇帝。

据《枢垣纪略》记载“凡当命将出师，征剿情形皆令以邮函直达……”。也就是说，此前由议政王大臣、六部、内阁处理的诸多事务，现在都由军机处和雍正帝一同处理。

这种改变一方面加强了皇权专制，另一方面也加重了雍正帝的行政负担。他每日要处理的政务激增。

再加上雍正设立了“密折制度”，规定全国三品及三品以上的官员都有资格直接将奏札递交给皇帝，雍正每日的工作量更是达到一个前无古人的地步，在如此政务负担之下，即使雍正想要偷懒恐怕也做不到了。

总结

康熙、雍正、乾隆共同缔造了中国古代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这几位盛世帝王在太平时期每日兢兢业业地工作，很少享受国家太平的果实，反而更像是处在国家危机时期的君主。

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与三人从小接受的严格教育有关，另一方面与康熙、雍正严谨、自律的性格有关。乾隆的情况略有不同，乾隆的勤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爱好声名，意图青史留名。

此外康熙即位之初，清朝立足未久，内忧外患频发，根本没有康熙享乐的余地。雍正的情况与之相近，在康熙末年贪腐问题越发严重，雍正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处理这些问题。

此外，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雍正创立了密折制度、军机处，这些制度大大增加了雍正的工作量，最终缔造了一位工作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