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说的地理编码

本文转自：四川政协报

历史小说的地理编码

——读《一隅天下：方志鼻祖常璩》■庞惊涛

好的历史小说，一定有相对准确和清晰的地理编码加持。介于地理信息科学和符号学两者之间的地理编码，要完成和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天衣无缝的地址及其名称演变的匹配，必须在特定时空关系中为人物活动、事件展开进行点、线、面的位置和属性编码，帮助读者“穿越”时空回到历史现场，以实现“身临其境”“恰逢其时”的在场感。

作家杨虎的长篇历史小说《一隅天下：方志鼻祖常璩》，从少年常璩于西晋末年卷入成汉王朝为争夺成都政权而引起的大战开始，生动全面再现了常璩从成汉史官到入江南归晋、以史志创作安身立命和报效国家的一生。作品除在人物主线叙事上达到了客观呈现史实的价值之外，更在精密的地理编码上为历史小说准确对位、处理好时空关系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历史小说不好写。此说一部分当然缘于历史人物及其历史事件如何在史实之上有文学性的创造，另一部分还缘于时空关系发生了很大的位移，要准确对位历史人物活动的地理空间及名物习俗，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学术考据功夫。一些历史小说的创作者重视历史小说的史实关系而忽略了地理空间的建构，尤其是地理编码的设置，这就大大削弱了历史小说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在我看来，《一隅天下：方志鼻祖常璩》最为成功的地方恰好在于，它既强化了作品的史实价值，又注意了对地理编码的设置。透过文本的叙事结构，我甚至能感觉到，作家是将地理编码和史实关系一同考虑的，即在进行叙事设置时，便在史实学术考据的同时，对地理编码预先进行分类设置。

和地理信息科学标准的地理编码不同的是，历史小说并不需要严密的地址定位引擎、行政区划引擎和街道引擎。杨虎在《一隅天下：方志鼻祖常璩》中的地理编码，只利用了其反向地理编码中的坐标引擎，即通过对城市、城市主建筑或景观，以及山水林泉等具有时代识别性的风物进行相对准确的坐标编码，以让常璩及其同一时空关系中的人物活动和事件推演更合乎实际，也更具神采。杨虎在创作这部历史小说之前就已明白，历史小说中的人物及其事件，不能仅仅架构在想象真实之上，而是必须建立在地理真实之上。地理真实的功能一是避免因为地理的位移乃至错位而让历史人物有“出戏”之感，更重要的还在于，通过地理编码呈现出的地理空间信息及风物信息，能进一步增强历史小说的文学性。地理编码的精密设置，使平板而单调的历史人物及其历史事件推演变得摇曳多姿、生动具体，这也是让历史人物“活”起来的必备功夫。

小说开篇，在李特、李雄父子和益州刺史罗尚的成都攻防之战中，成都大城、小城的坐标及锦江的坐标是非常清晰的。以这个坐标为原点，大小城中如毛细血管的街巷，以及城外西北六十里的郫邑，正南二十里的广都县与龙泉、牧马二山，正南百余里外的嘉州，正西数十里外的江原县及其文井江和鹞子岩，味江源头青城三十六峰上的普照寺，乃至更为辽阔和遥远的武陵山区和夜郎国，还有常璩一生的地理终点建康，皆随人物活动的位移及情节的推演而次第呈现。读者能在这种时空关系的位移中看到一条清晰而准确的地理编码。在这条地理编码线上，不仅能看到历史人物平生活动空间的位移，对应史实，做到了“所言不虚”，而且还能看到历史人物所处时代特定的风物、特产及其装束，对应时代，也做到了“所造不假”。地理编码和人物活动相互促进、彼此推动，实现了历史编码和历史史实的有机统一和互为倚重。

当然，完成地理编码只是第一步。作家需要在完成地理编码的同时，对这些编码进行必要的文学再造，以实现地理真实基础上的文学想象，这是历史小说增强“现实”或者“现场”真实的关键一环。如对味江的文学性再造，杨虎不仅借助于方志等史籍，更借助于民间传说，进一步丰富了历史小说的地理信息：“之所以叫味江，乃与一位古蜀王有关。那位蜀王当年率领三军西征龙门山深处的土著胜利归来，居住在味江两岸的居民扶老携幼，进献给他一壶美酒……但见酒少人多，他下令将酒投入江中，令三军共饮……这条原本无名的江就被人称作味江。”

类似这样对地理信息进行文学性描述的例子还有很多，兹不赘述。总体而言，杨虎既掌握了历史小说写作需要地理编码这个秘符，又在进行地理编码时注意了对地理信息的文学性再造，以为情节推演和人物形象塑造服务。这就使《一隅天下：方志鼻祖常璩》的史实性得到巩固和深化的同时，又进一步凸显了历史小说的文学性。当然，作品的不足也相对明显，其对少年常璩的文学性再造偏重，而对创作《华阳国志》时期的常璩的文学性再造偏弱，使文本客观上呈现出前后失衡的问题。更进一步说，如果杨虎在对《一隅天下：方志鼻祖常璩》进行地理编码时，能更为精密地编织点、线、面的位置及其属性，并对它们各自为推动情节和人物形象塑造提供何种服务进行深入思考，其最后呈现出来的常璩及其时代，一定有“增强现实”的动人效果，并能为历史小说的地理编码提供更佳的示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