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博转硕”，25岁选择与自己和解

本文转自：中国科学报

■本报记者 孟凌霄 孙滔

陆石（化名）今年25岁，3年前，他以优异成绩被保送至北京大学直博。博士生第3年，陆石选择转为硕士生，进入互联网大厂。今年1月，他拿到硕士毕业证。

在他看来，博士生入学并没有成为他的高光时刻，相反却像走到过山车的顶点，此后一段人生都在极速向下俯冲。直到作出“博转硕”的决定，他才重新找到人生的掌控权。

这是一个“小镇做题家”跳出路径依赖的事例，也是一位名校在读博士生与自己和解的故事。在与记者的多次交流中，陆石对“博转硕”的选择没有表现出犹疑，他庆幸这是独立思考的开始。

以下，是他的讲述——

过山车的顶点

2020年9月，我第一次来到北大。那时的我以为，人生再也没有障碍了。

和每一位刚入学的博士生一样，我的规划是努力做实验、发文章，毕业后找一份体面的高校教职工作。但在实验室轮转阶段，不同课题组的博士生“日常”却让我备受冲击。

一位博导每周六晚上6点准时开组会，每位同学都要汇报进展、分析文献。可能因为组内科研热情比较高涨，大家不停地提问、回答，组会一直要开到半夜才结束。

在近6个小时的周末组会中，我像个局外人。那些抽象的理论、机制，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也很少积极参与讨论。我更不能理解的是，组会为什么要占用周末时间，而且要开到深夜。

出于兴趣，我选了一个刚建立不久的实验室。实验室气氛融洽，偏向自由氛围、兴趣导向，每周只需要递交电子版汇报研究进展，每3个月公开汇报一次。

当时，我选择的研究方向是一个有点美、有点浪漫的种群。在实验室里，我们观察它们的生长和交配，通过多样花纹，研究生物的适应性。

博士生第一年暑假，我们去海南五指山自然保护区野外观测，那里气候温暖湿润，是天然的动植物王国。我第一次吃到野生杨桃、菠萝蜜和百香果，也第一次捕捉到3只野生稀有物种，创下实验室之最。

回想起来，那是读博期间少数的快乐时光。

向下俯冲

然而博士生第一年，我就对读博的意义产生了怀疑。

本科时，我没有太多科研经历，没有发过一篇论文。本以为读博前两年能发一些小文章，从而对科研建立信心，但由于研究方向的特殊性，研究周期会很长，短期内发文章并不现实。

不仅如此，刚入学时，我以为北大毕业的博士能找到一份大学老师的工作，这在父母看来是相当体面的，但实际难度比想象中大很多，“非升即走”“007”等字眼很快击碎了我的幻想。

北大博士生每月约有3200元补助。北京物价很高，即使在食堂吃饭，我也将每餐严格控制在10到15元，点杯奶茶都得犹豫很久。如果不想住宿舍，想拥有一个自己的房间，就要承受学校附近的合租房每月最低三四千元的租金。

人生不应该是这样的。

我想有一个自己的房间，想在食堂点菜不看价格，想周末在北京的胡同city walk。这些都是合理的需求，但在读博的环境里，所有人都要求我压制物欲，像一台永不停歇的机器一样专心做科研。

日子越来越难挨。那些往返实验室与宿舍的日子，一些问题反复在我的脑海中纠结：我已经20多岁了，还要继续像“高中生”一样的苦读生涯吗？我能忍受博士、博士后长达10余年的艰苦且清贫的生活，仅仅为了换取一个“非升即走”的高校教职吗？如果我想做的工作不需要博士学位的加持，那这个头衔还有必要吗？

答案是否定的。

从北大到西二旗

一个“离经叛道”的想法在我脑中逐渐形成——我要转硕。

下定决心前，我咨询了身边的朋友、实验室的师兄师姐，以及学校的心理医生和职业规划师。一些声音告诉我，读博没有不苦的，熬过去就好了；另一些声音告诉我，不妨试试科研以外的生活。

最终，职业规划师的态度让我释然了一些。规划师让我做了一套MBTI测试题，结果显示，我的性格偏创造性，可能更适合与人打交道，不适合从事枯燥重复的工作。

于是，我瞒着导师白天实习、晚上做科研。那时我的想法是，先试试互联网公司的节奏，如果不喜欢，回学校读博仍是退路。学校规定只有博士生三年级才能提出转硕申请，在那之前，我还有试错的机会。

博士生二、三年级，我一共积累了3段大厂产品经理的实习经验。

那时我真切体会到北京的“大”。从北大所在的海淀区颐和园路，到一众大厂所在的西二旗、西三旗和望京，四五十分钟的通勤时间，在偌大的首都并不鲜见。我在一家位于望京的互联网公司实习时，常常要转四五趟地铁，穿越大半个北京城，单程大约1小时19分。但比起整天闷在实验室，几个小时的通勤显得也没那么漫长。

实习了几家互联网公司，我渐渐勾勒出一幅“大厂不完全画像”。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厂为员工配备的椅子。那是一把黑色的人体工学椅，工作间隙能靠在椅背上小憩——这是容许放松的姿态。每周一，我总听到大厂的同事们交流周末探店、看电影、露营的心得，他们甚至能当着领导的面谈论这些“与工作无关”的消遣，这在实验室是难以想象的。

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吸引了我，我不想再做一个依照惯性前进的“小镇做题家”了。

“小镇做题家”

我确实是个“小镇做题家”，可能是非典型的。

1998年，我出生在湖北黄石一个普通家庭。和大多数父母一样，我的父母对专业方向并不了解，只对照体面的职业，建议我高考志愿填报数学专业。

其实，我最感兴趣的专业是心理学，但由于分数不够，最终进入某“211”大学的农业类专业。这是这所学校的王牌专业，属于国家重点学科。本科时，学校就开设了理论课和实验课。虽然我进实验室参与过一些项目，但并没有接受过严格的科研训练。

早在大一时，我就下定决心保研，刷绩点成为大学4年的主要任务，几乎没有时间考虑未来的实习、就业方向。大三时，我在年级中排名前1%。那时的我以为，保研稳了就够了。

其实我们大学也有“非做题家”。有位同学经常缺课，在外做了好几份实习工作，当时的我还不理解他。现在看来，有几段实习经历，找到喜欢的行业，也许会有一个更清晰的职业规划。

很快来到保研季，我参加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项目。在面试中，我表现得“很擅长科研”，流利回答面试官的每一个问题，但只有我知道，那是一个伪装。

就这样，没发过一篇文章、没有科研经验的我，来到了北大。

可能很多“小镇做题家”和我一样，对“做题”有种路径依赖。我身边也有很多硕博生抱着“来都来了”的态度升学、做科研，但开始读博后才发现，只有真正热爱科研、享受读博这个过程的人，才是真正适合做科研的人。可惜我不是。

二十出头的我还没有意识到，其实人生不是只有保研这一条路，也不是只有读博这一条路。

没有回头路

从流程上看，“博转硕”简单得超乎想象，只需递交一份导师签字的书面材料。

下定决心后，我迎来了新的挑战：和导师、家人摊牌。

在我第一次实习时，就跟导师交流过转硕士生的想法。当时，导师建议我再试着坚持一下，还说我的科研进展还不错。当她看到我转硕士生的决心，也就不再挽留了。

至于家人，决定转硕的那段时间，妈妈一遍遍在电话里劝我“再熬一熬”：只要拿到博士学位，就有好的收入和地位。我只能一遍遍告诉她，那些都是她的想象。

从小到大，我们都被教育要学会吃苦，凡事熬过去就好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我无时无刻不在责怪自己，为什么要畏惧读博过程的“苦”，怎么就不能再熬几年呢？

但后来我意识到，对抗焦虑最好的办法，不是加倍努力狠狠拼命，而是不断探索，找到真正热爱的事情。

2023年9月，我向学校教务处递交了博士转硕士的申请。因为申请书的理由过于简略，第一次递交被驳回了；在第二份申请中，我写下“由于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不足以支撑博士学业……”这才顺利通过。

一个月后，国庆假期结束，我从老家回到学校。进校门时，我用了3年的校园卡和人脸识别失效了，需要重新登记硕士生的学号来办理校园卡。我这时才意识到，“博转硕”没有回头路了。

转硕申请被批准后，我彻底松了一口气。

在写毕业论文、硕士论文答辩、投简历找工作之余，我第一次发现北京的秋天这么美。这一次，我不再因科研以外的放松而自责愧疚，终于能好好享受当下的每一刻。

与自己和解

2023年的秋招，比以往来得更早一些。

在生命科学领域，我们读博的目的不尽相同，但出路大多类似：在高校做博士后研究、进入医药企业、做中学老师。

因为积累了几段大厂的实习经历，我在秋招时期收获了多个待遇不错的offer，也决定硕士毕业后入职杭州某大厂。

有同学劝我，这时候进大厂，可能会进入另一个“天坑”。但我并不担心这一点。才从一个“天坑”出来，再进一个又如何？

今年1月，我顺利从北大硕士毕业。回想过去3年半的“博转硕”之路，我庆幸自己跳出了“来都来了”的惯性思维，开始独立思考，以及接受自己的平凡。读博和工作一样是围城，只有不再把“放弃”当作是“逃避”时，才能真正作出不后悔的选择。

我会记得学生时代的最后一课——与自己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