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数字监督模型，精准打击“两卡”犯罪

本文转自：检察日报

●在打击整治非法贩卖电话卡、银行卡违法犯罪中，侦查机关倾向于对归属于本地的卡主进行立案侦查，当同一被害人涉案资金流向多张卡时，涉案异地卡往往被忽视。而且，一张卡的涉案资金可能来源于多个被害人。因各地信息壁垒，实际上的被害人难以被穷尽。

●浙江省义乌市检察院以被骗资金流向为基库，根据“两卡”犯罪特性，搭建了“两卡”犯罪“AFTER”数字监督模型，通过数字化手段对涉案的被害人交易对手账户进行以“AFTER”为核心的五步筛查，将可疑账户画像、技术重组，达到精准打击“两卡”犯罪的目的。

●通过搭建“AFTER”模型，及时精准识别可疑账户，能够协助配合侦查机关及时追赃挽损，尽可能保护被害人权益。数字化场景搭建后，对于可疑账户高频关联的开卡网点、从业人员名单，以及操纵普通“卡农”的“卡商”行迹等信息予以统计并预警。

2020年10月，全国范围内的“断卡”行动正式开启，严厉打击整治非法开办贩卖电话卡、银行卡违法犯罪，斩断网络犯罪分子的信息流和资金流。两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得到有效遏制。

随着“断卡”行动的深入，一些关键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一是“断卡”打击面广但缺乏深度。根据数据显示，涉“两卡”犯罪中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成为各类刑事犯罪中起诉人数第三的罪名。虽然“两卡”犯罪人数众多，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往往是“两卡”的提供者（即“卡农”），背后真正组织“卡农”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卡商”却常常平安无事。究其原因，“卡商”在“两卡”犯罪中不会使用含有自己真实身份信息的电话卡、银行卡，其大多利用网络招募、远程操控等方式流窜作案，单个“卡农”难以指认其身份，导致“卡商”身份无法确定。二是以卡归属地为主的侦查路径存在打击盲区。一般而言，侦查机关倾向于对归属于本地的卡主进行立案侦查，当同一被害人涉案资金流向多张卡时，涉案异地卡往往被忽视。而且，一张卡的涉案资金可能来源于多个被害人。因各地信息壁垒，实际上的被害人难以被穷尽。

数字赋能监督精准锚定对象

鉴于“两卡”犯罪人员分散，且资金网繁复等，单纯依靠传统办案方式已无法高效应对，必须借助大数据，更新迭代办案模式。为此，浙江省义乌市检察院以被骗资金流向为基库，根据“两卡”犯罪特性，搭建了“两卡”犯罪“AFTER”数字监督模型，通过数字化手段对涉案的被害人交易对手账户进行以“AFTER”为核心的五步筛查，将可疑账户画像附码、技术重组，达到精准打击“两卡”犯罪的目的。

具体包括以下筛查方式：建立基本数据库，根据被害人笔录锁定涉案账户，向银行调取涉案账户交易明细，建立基本信息数据库。

筛查第一步：金额（Amount）。将被害人被骗钱款转入当天的流入流出数额与近一周的流入流出数额进行对比，确定是否有明显的交易额变动，并剔除无异常数据。

筛查第二步：频率（Frequency）。根据被骗资金流入涉案账户后短时间就流出的特点，设定交易资金进出间隔时间的筛选项，将存在相同金额的快进快出现象的账户予以标注。

筛查第三步：门槛（Threshold）。结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这一罪名的相关法律条文、司法解释等内容，将“流水30万元+查明3000元”构罪标准融入模型中，并分层评估。例如，将被骗资金数额在3000元以上，该账户涉案日流水在30万元以上的设定为一级可疑账户，将其余账户设定为二级可疑账户。

筛查第四步：列举（Enumerate）。针对“两卡”犯罪组织者，对涉案一级账户的开卡地、取现地、户主信息、其他对手账户信息（如支付宝、微信等）等数据予以列举，通过海量数据碰撞，发现重合点较多的地点、资金流入账户，从而达到追索组织者的目的。

筛查第五步：报告（Report）。将上述可疑银行卡的户主身份信息移送至公安机关，与公安机关的办案信息库进行对比，就未在库的人员，经分批核验后，监督公安机关立案。

模型优化落地监督质效凸显

以办案实例说明：2021年5月，电信网络诈骗案被害人葛某向义乌市公安机关报案，称自己被诈骗500余万元。公安机关经初查，发现涉案资金流向80余个账户，经进一步筛查，对其中12个账户户主立案进行侦查。2021年10月，该案被移送至义乌市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官从涉案流水中发现还有多个可疑账户户主未被立案侦查，而此类情况在其他案件中也有出现。2022年1月，义乌市检察院尝试以葛某被骗案为切入点，初步搭建“两卡”犯罪“AFTER”数字监督模型。前期先利用被害人报案笔录，锁定涉案账户，并向上述账户开户行发出调查令，建立交易明细基本信息库。通过前两步“金额”与“频率”筛查，发现有75个一级账户流水大额变动均出现在被害人葛某被骗的钱款转入当日，且被害人葛某被骗的钱款在转入后3分钟之内就被转出，据此将这些账户进一步锁定为可疑账户。然后根据法律相关规定，将被害人被骗钱款数额设置为大于等于3000元，当日前后该账户流水金额设置为大于等于30万元，挑选出一级可疑账户19个，其余50多个账户设定为二级可疑账户。将上述可疑账户的相关信息予以列举，并记录上传至数据云端存储，与云端中其他数据进行比对，对于重合度较高的开卡行、开卡地、对手账户，作为“两卡”犯罪组织者线索予以核查。待涉案账户的户主身份明确后，经人工核对无误，与公安机关的办案信息库比对，要求公安机关对这些可疑账户户主进行立案侦查。

“AFTER”模型搭建后，义乌市检察院核查涉“两卡”犯罪线索700余条，监督公安机关立案74人。全链条打击“两卡”犯罪团伙3个，涉案金额超千万元。

依法能动履职深化诉源治理

大数据在检察工作的深度应用，为新时代检察工作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力。一方面，数字赋能监督，精准高效锚定对象。模型借助于上述逻辑架构，通过账户画像、逐层筛查、风险预警等数字化技术，精准高效识别可疑账户，既能快速识别犯罪线索，又能让公民合法财产不受影响。通过数据办案模型的搭建，将个案办理转化为类案监督，以“小”案见“大”案，化“繁”案为“简”案，进一步节省司法资源，利用数字化提升检察职能履行质效。另一方面，深化诉源治理，凝聚合力“治未病”。通过搭建“AFTER”模型，及时精准识别可疑账户，能够协助配合侦查机关及时追赃挽损，尽可能保护被害人权益。数字化场景搭建后，对于可疑账户高频关联的开卡网点、从业人员名单，以及操纵普通“卡农”的“卡商”行迹等信息予以统计并预警。检察机关梳理后，向电信、银行监管部门发送检察建议2份，发布《刑事检察白皮书》1份，推动相关部门对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整治，填补管理制度漏洞，从“治已病”转为“治未病”，高质量推进“断卡”行动向纵深发展。

（作者单位：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