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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045年1月27日,周武王从镐京发兵,开启了其继位以来的第二次灭商之战。
与第一次孟津会盟后谨慎的下令撤兵相比,这一次军事行动堪称冒险。首先是此前的会盟已经“打草惊蛇”,让周文王时代以服事殷的韬光养晦换来的纣王信任荡然无存。其次,也是最要命的,周武王兵力不足。
西周在鼎盛时期,主力军队共有2支,一支是镇守东方的“殷八师”,另一支则是守卫镐京的“西六师”,西周时期每师的兵力为2500人,合计是3.5万人。
当然,这个兵力是西周强盛时期的数字。
而武王伐纣时,他治下的国家还只是西部一个邦国,远非天下共主。《牧誓》和《吕氏春秋》都记载说,周武王有戎车三百辆(每车72人),虎贲三千。《史记》补充说周武王还有甲士四万五千人,这些甲士应该属于诸侯联军,而非周军嫡系。
那么纣王兵力是多少呢?《史记》说是70万,这个数字应该是传抄西周文献时抄错了,实际是17万,《逸周书》也说周武王“斩首馘耳者17万多人”。
不管是70万还是17万,纣王的兵力是绝对超过周军的。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从1月27日发兵,到2月22日和诸侯联军在盟津会师,再到28日抵达殷郊牧野,在长达32天的行军过程中,商朝方面居然没有任何军事部署,直到兵临城下了,纣王才发觉,匆忙抽调俘虏迎战。
更奇怪的是周武王行军过程中一系列的反常举动。2月27日天降大雨,周军士卒病倒不少,军师都劝谏说:“卒病,请休之”,然而周武王不仅断然拒绝,反而下令急行军,于甲子日(28日)凌晨抵达牧野后,未作修整即下令向商军发起进攻。
结果周军的进攻异常顺利,天亮时分,周武王已经坐在了朝歌大殿上。如果我们把武王伐纣看作是一次长途奔袭作战的话,那么周武王冒雨急行军的突然性的确符合兵法的攻敌不备。
但可惜,这种可能性并不存在。
首先是在抵达牧野之后,周武王迷之自信的交待士卒:“不得暴杀纣师之奔走者,当以为周之役也”。长途行军未做修整的周武王,似乎提前就能料定商朝大军会有“奔走者”。
其次是周武王解释为何冒雨行军的理由:“吾已令胶鬲以甲子之期报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胶鬲不信。”胶鬲是纣王大臣,在周军抵达鲔水时,负责监视周人动向的胶鬲特意赶来面见周武王。
于是有了下面这段对话:胶鬲:“西伯要去哪?”武王:“去殷地”。胶鬲:“什么时候到?”武王:“甲子日到殷城外”。
在距朝歌还有6日行程时,周武王不仅如实将行程和抵达日期告知殷商大臣,甚至不惜冒雨按时赶到。这波操作显然不是要对殷商发动突然袭击的节奏。
难道是周武王真的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为了兑现承诺,以免胶鬲被纣王所杀?显然不是,《逸周书》记载说:武王伐纣时不仅导致牧野“血流漂杵”,而且还残忍的折辱纣王和夫人的尸身,之后又把二人头颅砍下,置于旗上。如此残暴对待前朝君王,恐怕历史上没有几人能如此。
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呢?这还得从武王伐纣前的一个“下三滥”的细节说起。
西周得到一块玉版,纣王听说后派胶鬲前去讨要,周文王不给;后来纣王又派费仲来求,文王却很爽快的就给了。胶鬲是当世贤臣,而费仲则是佞臣。文王的这波操作,韩非子的解释可谓一语中的:“周恶贤者之得志也,故予费仲。”(不愿贤臣得志)
正是通过这件事,让纣王认为胶鬲的能力不如费仲,因而渐渐疏远胶鬲。而周文王却适时采取“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的方式拉拢胶鬲。
所以,当胶鬲前来与周武王见面时,实质是以内应的身份与周武王约定军事行动日期,这也是周武王拼了命的要在甲子日赶到牧野的原因。
而从纣王匆忙的军事部署来看,胶鬲也并未将周军甲子日到殷城外的消息如实报告给纣王,反倒是在殷商大军在列阵之时,商军阵中突然发生了倒戈事件。所以,周军仅仅用了几小时时间即完成了对商军的军事胜利,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周武王战前特意交待不要杀“奔走者”。
所以,《国语》曾言:胶鬲比而亡殷。三国著名史学家韦昭进一步注释道:胶鬲佐武王以亡殷也。如此看来,纣王败的确实太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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