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化医疗时代来临，罗氏给出了「中国答案」

共享全球经验，搭建个体化医疗本土生态圈。

东汉末年，医圣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论》，被视作个体化治疗的开山代表，也被称为医学史上的一大创举。个体化治疗是指对每一个患者感受“邪气”（中医的病性一般可以分为风邪病、热邪病、湿邪病、寒邪病、燥邪病等）以后的具体方案，包括他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制定符合患者具体情况的一个治疗方案。此后，中医学将个体化医疗奉为圭臬，沿用至今。不过一般只有经验老到的老中医才能实现个体化医疗。

在西医领域，随着高通量生物技术以及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的发展，治疗理念也从早先的普适化医疗逐步过渡到个体化医疗。以肿瘤为例，最早的治疗方案是化疗，一款药面向所有患者；随着对基因突变靶点的挖掘，治疗方案变成了靶向治疗，适用于一类人；再到对患者基因、病史、临床治疗反应等做探究后，进阶为个体化医疗。

技术的进步带来了治疗理念的进步，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医疗机构加入到探索个体化医疗的阵营中，加速医疗行业变革。

其中，同时涵盖制药及诊断两大业务并占据领先地位的罗氏是这个行业的先行者，结合数字洞察的优势，公司早在2006年就率先将个体化医疗作为核心战略，并一直在积极开发，努力推进从诊断、治疗决策与医疗监测的进程，构建覆盖患者全旅程的个体化医疗诊疗和管理方案。

目前罗氏围绕多个疾病领域打造了相应工具，在眼科领域，开发了眼科学数字化成像体系，以更好地判断疾病治疗愈后和疾病管理，以及针对患者长期远程视力管理工具，即便在边远地区也能通过居家监测视力得到权威专家的管理和帮助；在神经内科领域，也有针对多发性硬化和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管理工具，以更好判断患者疾病的进展，来更好预测患者治疗的频率、周期，进而提供最佳精准治疗以及最好的愈后。全球来说，一系列产品已经上市或开始应用于临床；在中国，也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个体化医疗成时代必然

如何理解个体化医疗（Personalised healthcare）？一般来说，个体化医疗是以每个患者的信息为基础决定治疗方案，从基因组成或表达变化的差异来把握治疗效果或毒副作用等应答的个性，对每个患者进行最适宜的药物疗法治疗。

人类基因修饰的多样性所致，再加上年龄、体重、并发症等其他因素不同程度的影响，不同的患者对相同治疗手段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反应表现。《科技日报》曾统计，癌症的药物有效率为25%，风湿性关节炎的药物有效率为50%，同一药物在不同个体内的效果差异“千差万别”。只有个体化医疗才能最大化地发挥药物的治疗效果。

个体化医疗是个区别于精准医学的概念，它还包括治疗后的检测和随访等，这些环节是保证预后效果的关键因素。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脏外科副主任孙惠川教授表示，“个体化医疗是要在诊断及治疗全程都要做个体化，这个过程中需要用到很多技术和工具，精准医学是其中一个。”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脏外科副主任 孙惠川教授

罗氏制药中国医学与个体化医疗部副总裁李滨也指出，它其实是个系统性概念，涉及了个体化诊断、治疗、疾病监测、病程管理等一系列过程，可以多方面提高医疗效率。“对患者来说，它能提升其在整个治疗过程中的效率、结果和预后；对医院来说，也能提升患者管理效率、科研转化率，以及医保资金的使用效率；对企业来说，也能通过个体化医疗所依赖的数字化手段提升发展的内生动力。”

罗氏制药中国医学与个体化医疗部副总裁李滨

不过，个体化治疗的整个过程非常复杂，要实现概念落地并非易事。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樊嘉院士表示，“每个个体是不一样的，且每个个体的肿瘤也不一样，肿瘤所处的部位也不一样的，单细胞检测不一样，不同时间发生的变化也不一样”。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樊嘉院士

这就要求通过AI对多模态数据进行客观的分析，了解与疾病相关的驱动基因、蛋白结构异常、抗原和酶的变化、代谢组学的变化等，要融合在一起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够达到个体化，进而深入了解患者的疾病的异质性，进而来寻找不同个体化治疗方案，达到真正个体化医疗。

换言之，个体化医疗的本质是以数字化为内核，通过对“成规模、有意义的大数据”进行分析输出深刻的洞察，从而产生更加合理的诊疗方案以改善患者结局，这决定了个体化医疗落地需要医疗大数据先行。

罗氏制药中国医学与个体化医疗总监沈霞芳对此也表示，依赖成规模有意义的数据、先进的分析技术和有价值的应用场景，个体化医疗才会实现，“这是我们长期以来探索的基础” 。

罗氏制药中国医学与个体化医疗部总监沈霞芳

作为一家跨国制药企业，罗氏能够提供制药的经验以及创新的药物，结合商业上市的经验，充分发挥优势，从而催生个体化医疗创新方案。

以肝癌诊疗为突破，罗氏给出了“中国答案”

罗氏是这个赛道的先行者。通过不断地向前摸索，落地多个实际案例给行业提供 “范本”。

以和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合作为例，樊嘉院士介绍道，最早基于罗氏的创新药物，中山医院探索出了“TIGIT单抗”的肝癌诊疗模式，后续逐步演变为“T+A”疗法，即PD-L1免疫抑制剂阿替利珠单抗（泰圣奇）联合贝伐珠单抗（安维汀），后者已被纳入到《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2年版）》，治疗效果显著提升。

不过，如何判断个体化治疗疗效，改变患者的治疗方案，这个过程是动态的。如何实现动态调整就需要借助数字化的工具，开发相应的分子影像学模型预测治疗效果。

在最近刚落幕的第六届进博会上，罗氏对外展示了其有望在中国落地的个体化医疗实践成果——“肝癌数字化辅助决策模型”（由罗氏与中山医院合作开发），该模型能够提升肝癌患者治疗有效率、推动肝癌规范化全程诊疗体系建设，为癌症治疗和个体化医疗发展带来了曙光。

此前，罗氏制药就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共同报告了“数字赋能——肝病（癌）个体化全程诊疗项目”。该项目已完成了I期24376例患者数据清洗整合，大量结构化的数据直观呈现出患者的全病程变化；II期数字化推动规范化治疗正在进行中，旨在提供基于指南和数据的智能化辅助决策支持，提升肝癌患者的临床获益，成规模的数据库也为模型的诞生和广泛运用提供坚实的基础。

之所以有这样的合作尝试，沈霞芳表示，要真正解决临床需求，还是要深深扎根到具体的应用场景当中，了解医生临床应用的痛点和患者的治疗痛点，从临床需求中催生出创新的想法，围绕着有价值的场景和合适的数据并携手合作伙伴力量，融合数据与技术力量来解决过去无法解决的临床应用问题。

据了解，孙惠川教授所在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在肝癌领域颇为擅长，但面对越来越多的治疗选择，医生缺乏足够的临床证据为患者选择最适合的治疗方案，疗效的不确定性会严重影响医生和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孙惠川教授指出，肝癌在中国发病和死亡情况颇为严峻，每年新发患者病例数在30-40万左右（近乎全球的一半），存量患者在中国所有肿瘤中排名第四。中国所有肿瘤患者的五年生存率是40%，但肝癌患者的只有12%，形成鲜明对比。究其原因，早期诊断不足且治疗效果有待提升。“不像乳腺癌、肺癌等已经进入分子诊疗阶段，肝癌还停留在靠传统影像学方法和经验判断诊疗层面，缺乏精准的诊疗系统。”

孙惠川教授将肝癌在分子水平的各种类型比喻成不同的锁，现可解锁的钥匙有很多种，到底用什么钥匙才能开对锁呢？因为时间和治疗资源都有限，许多患者可能只有一次开锁的机会。以上述辅助模型为表现的个体化医疗相当于要“最快地锁定到了哪把钥匙对哪把锁有用”，即描绘出了与治疗方式相对应的患者特征，从而提高了疾病治疗效率，优化了整个社会医疗资源配比。

有了一个可视化的辅助模型，能更精细、更深层次地挖掘患者信息、刻画患者画像，包括影像、实验、治疗、治疗反应和治疗终点结局等，从而分析癌症特征，可以为患者用药的有效率提供数字化证据，进而提高治疗的有效率。孙惠川教授表示，“常规的肝癌药物治疗对于患者来说有效率大约在20%-30%，若能将对这种治疗方案有效的患者聚集起来，他们有效率可以翻倍，达到40%-60%，甚至更高。”

据孙惠川教授介绍，罗氏与中山医院合作开发的上述模型已完成了几百个患者高质量数据的验证，未来还会获得更多的数据，在更多场景下去验证这些算法、验证模型的准确性和应用性，促进个体化医疗领域的创新。该模型主要是在院内场景，能让患者端达到更好的诊疗效果，也能让医生更精准地实现临床决策，帮助医患沟通过程中提升患者治疗信心。

个体化医疗的探索不应只仅限于院内。沈霞芳介绍道，在院外场景，罗氏开发了名为DPMM (Digital Patient Monitoring & Management）的患者管理工具，能帮助医生在患者离开医院后了解患者的变化和治疗效果；患者也能通过它实时与医生或医生助手互动，整体提高对适配治疗方案的依从性。

此外，罗氏集团也会通过数据的互联互通提升实验室机器运转效率，也有优化临床管理的管理工具，例如电子病历生成，为医生减负的同时提升诊疗体验。沈霞芳介绍道，“以上都是我们未来会带到中国市场的解决方案”。

在中国，罗氏强调原创的数字化创新，这意味着对中国医生和患者的痛点和需求更深刻的洞察，并坚持与医院和医生共创共建，才更具有改变患者健康结局的临床价值，也更具可行性以及产品生命力。

经过六年的探索和积累，罗氏个体化医疗战略现已迭代到2.0版，未来重点关注四大战略方向：布局实验室解决方案、优化临床实践、临床决策支持和患者监测，以紧跟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其在医疗领域的广泛应用。上述的应用实践与这些方向不谋而合。

如何具体理解这些方向？罗氏制药中国总裁边欣解释道，AI与个体化医疗结合主要就包括了4大场景：第一，很多医院的大型检验每天都是数十万、百万计，要在实验室里面实现智能解决方案，提高药物研发效率；第二，对于临床决策支持辅助系统，目前全国各地整体医疗资源分布其实非常不均衡，以肝癌治疗为例，三四线城市医院现状和中山医院千差万别，均一性有待提升；第三，实现患者全病程管理，从患者最开始出现疾病直到最后治疗完成是一条漫长的路，罗氏希望在这条路上能始终陪伴，而监测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最后，还要能通过数字化手段提高医生工作效率、减轻负担。

罗氏中国整合全球视野和资源，目前已在中国打造了全球领先的个体化医疗创新实践管线，正在孵化和推进十多个个体化医疗创新项目落地，给行业初步“打了一个样”。利用罗氏在项目管理、组织运营等方面的优势，提供供给和需求双方快速匹配的信息平台，帮助医学科研者实现科研成果转化，为构建本土健康生态圈“添砖加瓦”。

扎根中国，惠及全球

现如今，全球医疗行业数字化转型是大势所趋，中国数字化医疗应用场景正在呈指数增长，贯穿至药物研发全链路和患者生命全周期，为药物研发、临床诊疗、医疗运营模式和患者管理等方面提供保障和优化升级。这也为个体化医疗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生存土壤。

“在中国开展个体化医疗有天然优势。” 边欣看来，在很多其他领域，中国可能是跟随性的；但在数字化领域，中国远超全球其他国家。中国有全球最丰富的患者大数据，在AI医疗领域创新更是首屈一指。边欣表示，“在中国推进个体化医疗能实现跨步式的超越，可以形成中国的特色方案和方法，未来惠及到全球。”

为了践行个体化医疗，罗氏已注入了大量资源建设数字化医疗生态圈，包括但不限于建设加速器有潜力的初创公司，探索前沿数字化医疗方向；成立中国首家个体化医疗研究院，探索用真实世界数据支持肿瘤个体化治疗；此外，公司目前还与国内多家大型医院及生态中多方伙伴达成合作，在数字化交互、数字化产品及内容、数字化商业模式等方面做出更多探索，不断发展其“朋友圈”。

不过，要实现个体化医疗的普及，也有诸多结构性难题待解决。个体化医疗作为一个系统性工程，并不是单独解决某个孤立问题就行，还要实现数据的共享和互联互通。如果一个数据仅仅停留在某个医院或某个科室，也无法实现数据的最大化利用，个体化医疗就无从下手。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像罗氏开发的患者管理软件就可以帮助更好地形成数据闭环，实现以结果为导向的数据挖掘，让个体化医疗价值最大化。

正如李滨指出，“个体化医疗是提供个体化方案，但不代表它只为个体服务。”

未来，个体化医疗这样的解决方案如若产品化，便能覆盖更多群体和患者。随着越来越多企业和医疗机构参与其中，有系统化监管机构或产业体系就能加速个体化医疗产品的开发、标准化应用以及创新支付，从而覆盖更多患者、促进医疗公平性，让个体化医疗的价值最大化，这也是罗氏等医疗行业多方希望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实现的目标。

为此，除了像罗氏这样的企业要付诸巨大的努力外，生态圈的各方都要紧密合作，为患者和医生共同提供领先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和优质创新服务，才能实现患者、医疗机构与企业的三方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