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三国演义》关索故事

花关索和关索故事与《三国演义》版本的关系之间有如下几个问题值得探讨：1、《三国演义》原本中是否有花关索和关索故事？2、如果《三国演义》原本中有花关索和关索故事，是先有花关索故事，还是先有关索故事？3、“演义”本和“志传”简本都有关索故事，哪个版本在先？4、为什么“演义”本和“志传”简本都有关索故事，而“志传”繁本却有花关索故事？

对以上各个问题，首先分析《三国演义》原本中是否有花关索和关索故事。在前几年，叶逢春本没有公开前，只有嘉靖元年本没有关索故事，其他版本基本都有关索故事。这样，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原本中有关索故事，嘉靖元年本删除了；另一种可能是，原本中就没有关索故事，各种版本中的关索故事都是后来陆续增加的。在叶逢春本没有公开前，判别哪种可能性有很大困难，因此有一些学者还坚持关索故事是原有的。特别是张志和先生，他多次写书著文，宣扬“志传”系列简本的黄正甫本是最早的刊本，甚至早于嘉靖元年本，也就是《三国演义》原本中就有关索故事。但实际他做上述分析时，根本没有看到叶逢春本，也没有真正举出任何合理的证据和有力的分析。

在叶逢春本公开后，很明显，目前看到的刻印年代最早的两个版本：嘉靖元年（1522年）和叶逢春本（1548年）都没有任何花关索、关索故事，所以基本可以认为，《三国演义》原本中没有关索故事。对于这个问题，金文京先生论文《再论〈三国志演义〉版本系统与花关索、关索故事之关系》做了很深入的分析，说明《三国演义》关于关索故事中也有马脚，证明关索故事是后加的。在分析两种关索故事与《三国演义》版本之间关系时，除了要对关索故事文字进行详细分析外，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演义”系列和“志传”系列简本的关索故事相同，而与繁本的花关索故事完全不同；换句话说，“志传”系列繁本和简本的关索故事完全不同。一般来说，“演义”系列和“志传”系列繁本节字接近，周静轩诗方面两者几乎完全一致，说明两种版本在版本演化方面应该有相同的演化路径，即有共同的祖本。但在关索故事上却与周静轩诗情况完全相反。“演义”系列不是和“志传”系列繁本一致，反而是和“志传”系列简本一致。换句话说，在周静轩诗和关索故事上，“演义”系列和“志传”系列繁本、简本的关系刚好相反，造成这种现象肯定有其内在的规律，而决非偶然所至。《三国演义》版本分为两个系列，即“演义”系列和“志传”系列，一般认为每个系列的版本又成树状演化。但这两个系列并非绝对“树状”演化，相互之间并非没有联系，而是联系密切，相互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演义”系列版本从“志传”系列版本中吸收了一些内容，而“志传”系列版本也从“演义”系列版本中吸收了一些内容，“志传”系列繁本从“志传”系列简本中也吸收了一些内容，“志传”系列简本从“志传”系列繁本中吸收了一些内容。各种版本中周静轩诗和关索故事就是这类例子。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市场的竞争。“演义”和“志传”两个系列代表了《三国演义》版本演化的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为上层文人读者服务的“阳春白雪”路线，趋向是偏向历史，根据史书增补一些史实，代表版本就是各种“演义”系列版本。如根据日本学者中川谕的考察，周曰校本根据《三国志》、《资治通鉴》和《晋书》补充了十一个历史故事。另一个倾向就是为广大下层大众读者服务的“下里巴人”路线，趋向通俗化、娱乐化，采用上图下文版式等，这代表了《三国演义》版本发展的另一个方向，代表版本就是各种“志传”系列版本。当年《三国演义》出现在市场上后，销量肯定是直线上升，肯定会吸引许多书商，竞相出版各种《三国演义》。为竞争市场，各种书商纷纷在原版基础上不断修订，增加各种故事情节，以吸引读者，争夺市场。周静轩诗和关索故事都是因此而出现的。

“演义”系列和“志传”系列简本的关索故事相同，而不是与繁本相同。换句话说，“志传”系列繁本和简本的关索故事完全不同，这正是市场竞争出现的情况。你插入一个“花关索”故事，我就必须增加一个关索故事，否则就可能失去市场。花关索、关索两个故事和“演义”本、“志传”简本、“志传”繁本三个版本，它们之间的演化道路是怎样的？主要需要解决如下几个问题。l花关索故事和关索故事是哪个版本最先插入的？l哪个版本是为竞争而被动后插入的？由于缺乏材料，只能分析各种可能性，再判断哪种可能性更大。对这个问题，理论上分析，最早插入关索故事的只能是“演义”本、“志传”简本或“志传”繁本三种其中一种，即只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演义”本最先插入了关索故事，“志传”简本随之也插入了关索故事，而“志传”繁本为与简本竞争大众市场，被迫插入了花关索故事。日本学者金文京先生发表的论文《再论〈三国志演义〉版本系统与花关索、关索故事之关系》对于这种可能性做了深入的分析，他通过对比刘龙田本（“志传”系列简本）和周曰校本（“演义”系列版本）两个版本中，对比包含关索故事的诸葛亮一擒孟获情节的描写，认为“演义”系列（周曰校本）在先，而“志传”系列简本（刘龙田本）则参考了周本，并增加了一些描写，但不成功，作者金文京先生倾向这种可能性。对这两个版本关索故事的分析如下。l如前所述，两个版本共出现关索15处，其中周曰校本出现9次，刘龙田等简本出现14次。即刘龙田等简本的描述比周曰校本多5处。这样只有两种可能：（1）周曰校本在前，刘龙田等简本在后，刘龙田等简本补充了5处。（2）刘龙田等简本在前，周曰校本在后，周曰校本删节了5处。比较两种可能，显然应该是：周曰校本在前、刘龙田等简本在后、刘龙田等简本针对周曰校本的不足，补充了5处，这样才比较合理。相反，如果刘龙田等简本在前，周曰校本在后，则必然是周曰校本删节了5处，为何周曰校本要删节这5处情节合理的描写？显然不合理。

如前所述，诸葛亮与孟获交换战俘，前面抓获三将，但周曰校本只交换了两人，显然出现了矛盾，而刘龙田等简本正确地描述为三将。显然，这个例子和前一例一样，周曰校本在前、刘龙田等简本在后、刘龙田等简本发现周曰校本的错误，做了修改，这样比较合理。相反，如果刘龙田等简本在前，周曰校本在后，则必然是周曰校本将原本正确之处又改错，为何周曰校本会发生这样错误？显然不合理。l如前所述，刘龙田等简本的“君臣姓氏附录”中有关索，而周曰校本的“三国志宗僚”中并没有关索。这样只有两种可能：（1）周曰校本在前，刘龙田等简本在后，刘龙田等简本补充了关索名字。（2）刘龙田等简本在前，周曰校本在后，周曰校本删去了已经出现的关索名字。比较两种可能，显然应该是：周曰校本在前、刘龙田等简本在后，刘龙田等简本发现周曰校本的“三国志宗僚”中并没有关索，而补充了关索姓名，这样才比较合理。相反，如果刘龙田等简本在前，周曰校本在后，则必然是周曰校本在“三国志宗僚”中删去了关索姓名，为何周曰校本要在“三国志宗僚”中删去在文本中已经出现的关索姓名？显然不合理。l金文京先生发现，在刘龙田本中关于关索故事的描述详尽，而周曰校本的描述粗率，并有不自然或前后矛盾、顾此失彼之处。这种现象可以作为周曰校本在前、刘龙田本在后的证据。周曰校本在前，因此叙述粗率，而刘龙田本在后，做了修订。l日本学者中川谕发现周曰校本最先插入了十一个故事，其中就包含关索故事。如前所述，周曰校本是为上层文人读者服务的，趋向是偏向历史，所以根据史书增补了一些史实，关索故事与花关索故事相比，更偏重历史，所以周曰校本将关索故事和其他十个故事一同插入，这是很有可能并且合理的。总结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多方面看，都是周曰校本在前、刘龙田等简本在后比较合理。

第二种可能：“志传”简本最先插入了关索故事，“演义”本随之也插入了关索故事，而“志传”繁本为与简本竞争大众市场，被迫插入了花关索故事。日本学者金文京先生发表的论文《再论〈三国志演义〉版本系统与花关索、关索故事之关系》对于这种可能性做了深入的分析。金文发现，在刘龙田本中，关于关索故事的描述积极、详尽，而周曰校本描述消极、粗率、被动，并有不自然或前后矛盾、顾此失彼之处。据此可以认为刘龙田本在先，而周曰校本在后。金先生虽然提出这种可能性，但实际并不倾向这种可能性，如前所述，他实际倾向相反的观点，即周曰校本在先，而刘龙田本在后。真正鼓吹这种观点的是张志和先生，他多次写书著文，宣扬“志传”系列简本的黄正甫本是最早的刊本，甚至早于嘉靖元年本，其中将关索故事也作为一个分析的线索，但实际张文并没有举出任何合理的证据和有力的分析。

第三种可能：“志传”繁本最先插入了花关索故事，“志传”简本为与繁本竞争大众市场，也随之插入了关索故事，而“演义”本也随“志传”简本插入了关索故事。这种观点还没有非常有力的证据，但实际存在这种可能。从上海嘉定县出土的《花关索传》说明在民间很早就有花关索的传说故事，《三国演义》作者不可能不知道，但可能他考虑关索在历史上并无记录，而最后抛弃了。“志传”系列是为大众服务，趋向通俗化、娱乐化，因此“志传”繁本为争夺市场，首先将花关索故事插入其中。而“志传”系列简本走的是简化之路，所以一般它不会主动增加故事情节。在繁本增加了花关索故事后，简本为与繁本竞争，或者首先将关索故事插入简本中，或是简本将“演义”本中已有的关索故事插入简本之中。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花关索和关索故事是后插入《三国演义》的，“演义”系列和“志传”系列简本的关索故事相同，而与繁本的花关索故事则完全不同。换句话说，“志传”系列繁本和简本的关索故事完全不同。到底哪个版本最先插入了关索故事，根据以上分析，理论上有三种可能性。但最大可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