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百高情怀

本文转自：右江日报

与百高结缘已有57个年头，这里留下我青葱岁月的足迹，也留下我成长的深深烙印。

1965年7月，我从广西师范学院毕业，和其他几位非百色籍的同学响应国家号召，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当时的百色是老少边山穷地区，最需要年轻人到那里去奋斗。我们毅然申请到百色工作。

到百色前就听人说：百色很艰苦，天气特别热。一路征途，从南宁坐班车到百色要7个小时，一路上坑坑洼洼，全身灰尘，但我们还是满怀豪情壮志，毫不在乎。

到了百色，由于天气太热，我几乎天天流鼻血，使我产生了能否在百色坚持下去的疑问。流鼻血的事藏不住，领导和众多师生以及一些家长都对我十分关心，还给我介绍了不少医生，提供了不少药方和药品，但效果都不尽如人意。幸运的是，有一位家住农村的学生家长，给我提供了一剂草药，让我把药和少量瘦肉煮汤喝，连续喝了10多天后，出鼻血的毛病渐渐治好了，这使我高兴万分，也由衷地感谢这位同学和家长。

当时的学校领导在工作上十分关心和信任我，让我担任学校团委副书记，由于学校的团委书记下乡，就由我负责团委工作。在校工作期间，我带领校团委成员走访红七军老战士，带领团干协助相关部门做好路过部队的接待工作，带领百高女排参加桂东南女排联赛，负责中考命题工作……这些信任和托付，使我受到莫大的鼓舞。

特殊时期，学校停课，我被安排去管后勤，管食堂和农场，和师生们一起在农场生活劳动，朝夕相处，结下了很深的情谊。之后学校隶属迭变，几易其名。其间，我曾被调到百色市右江区第五中学，参与这所中学的筹办，并在那里工作了3年。

1977年恢复高考，我又回到百高工作，之后，基本上是教毕业班的课。1978级学生是恢复高考后的首届毕业生，校领导和家长、学生都希望打响第一炮，为百高、为百色争光。任务重压力大，我担负这届毕业班的绝大部分班的政治课教学。后来，这届高考考生的政治考取了百色最高分，平均分在百色地区也名列前茅，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有了如愿的回报。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压力太大，我常常失眠，神经衰弱。后来身体越发变差，我咬紧牙关坚持带病工作，但有些遗憾的是，由于生病我没能与这届学生一起拍毕业照。

看到很多困难学生的求学经历，作为一名老师，我深感肩负重任。一次寒假，我看到黄向东同学和谭朗格同学还在宿舍，我便询问他们放假为什么不回家。两位学生说想利用假期在学校里多看点书，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因为家里困难，没钱买车票，想打工攒点钱买车票才回家。新学期开学后不久，有同学告诉我，黄向东同学因没有钱买菜票，只能蘸着盐水送饭。知道情况后，我向他们班的班主任何国麟老师反映，增加黄向东的助学金。黄向东虽然生活艰苦，但他没有被生活的困难打倒，而是越发刻苦学习，后来考取了北京大学。想起他蘸着盐水送饭，还考取北京大学的经历，我深受触动。

陶国高是少数民族学生，由于当时乡镇初中毕业生可以不考英语，他未参加该科目考试，所以英语零分。在百高学习4年后，他的英语成绩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并考上了广西医学院（后来的广西医科大学）。虽然我只代过民族班一个多月的课，对陶国高不熟悉，但他的学习经历深深感动了我，我把他的学习经历写成短文《榜样的力量》，发表在《右江日报》上。后来，百高的校领导把陶国高等学生逆袭的事迹当做典型，让同学们争相学习。

百高使我成长，百高学生努力奋斗的精神也感染了我。时间像挂历般一页页撕掉了，但撕不掉我的百高情怀。

【个人简介】梁兆先，高级讲师，三级警监，副调研员。1965年7月从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大）毕业后到百色高级中学工作，其中有三年调到百色市右江区第五中学工作，1986年离开百色高级中学。在百色高级中学曾任校团委副书记、政治课教师、政治教研组组长、校革委会委员。1986年调到广西警官学校工作至退休。曾受广西招生考试院等单位委托，编写高考用书近二十年（由出版社出版，任主编）。参编出版或发表其他著述、论文20多部（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