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订婚强奸案”，舆论分歧的根源在哪里？

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订婚本是美事一桩，为何会变成这样？

作者 | 原泉

编辑 | 阿李叭叭

近日，山西大同的“订婚强奸案”二审宣判，维持原判。一方面，这是对相关法律、法治常识的重申，另一方面，即使重申，也无法一下就弥合舆论场对此两极分化的分歧。

追踪网友评论留言，能够很直观地感受到这种分歧。支持者认为这是一次普法教育，能够推动性别平等和女性性自主权的保护，是文明往前走了一步。反对的声音则来自多种视角，其中，有对客观事实的追问，例如是否存在生物物证缺失问题等；有基于自身立场的性别对立，担忧男性在亲密关系中被诬告的风险；有对彩礼问题的不同看法；甚至有人将此案称作“婚恋问题上的彭宇案”。

从传播标签来看，“订婚强奸案”，“订婚”和“强奸”本身是没有关系的，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强奸”与否只和是否违背妇女意志有关，与是否“订婚”无关。但从民俗和情感上来讲，当这两个词放在一起的时候，本身就意味着矛盾和反差，意味着情理冲突，也意味着这起案件的高关注度。

“订婚”往往又和“彩礼”联系在一起，而“彩礼”是一个更复杂的社会问题，加剧了这起案件在舆论场讨论的维度和烈度。一位网友的留言很有代表性，“又要传统陋习，又要现代女权”，其深层次的逻辑仍然是既然收了彩礼，那男方就应该得到性权利。

把“彩礼”放到传统文化的语境中，其意义本为缔结婚约的信用象征，并没有性权利这一说。相反，传统文化中是反对婚前性行为的。而“彩礼”和性权利联系起来，还是和近年来婚恋市场的整体情况有关。

性别比例失衡，家庭经济补偿需求，攀比、面子等社会文化，消费主义渗透，婚介市场的推波助澜等等，共同促成了今天部分地区的“高额彩礼”现象。正是因为“高额”，才导致了部分男性心理上自动获得性权利的幻觉。

所以，问题不在“彩礼”，而在“高额”。是高额彩礼，让婚恋在一些人眼中有了某种交易的属性。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思想，婚恋任何时候都不能成为交易，但如上所述，这种思想确有其产生的社会土壤。

一方面，要坚决用法治思维破除“订婚就有性权利”“彩礼捆绑权利”等错误观念，另一方面，也要铲除这种思想产生的社会土壤。

事实上，中央1号文件自2019年来6次点名“高价彩礼”，今年更是强调要“综合治理”。治理高价彩礼刻不容缓，但移风易俗又需要过程，不可能“一刀切”一蹴而就。缩小城乡差距减少女性外流，完善社会保障与养老体系等治本措施同样需要时间。曾经的“重男轻女”性别不平等产生的性别结构问题，今天只有用更进步更彻底的性别平等观念来解决。

不论是将此案称作“婚恋问题上的彭宇案”，还是质问以后婚内性关系是不是都要签协议，本质上还是性别对立观念下的情绪化表达，并不符合现实生活中的常情常理。

回归我们的日常生活，每个人都生活在两性世界中，或者是父母子女，或者是兄弟姐妹，或者是朋友爱人，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与人相互支撑的世界里，而不是像互联网上男性与女性水火不容的世界里。

互联网放大了极端化的声音，流量也需要极端化的声音，但这种势不两立从来不是真实世界。我们要谨防自己在互联网热点中，被极端化声音推着走，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维对立。

回到这起案件，可以从专业角度来思考讨论案情和疑虑，但把问题推向“男女对立”只会加剧对立，让问题更加无解。

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订婚本是美事一桩，为何会变成这样？是当下的婚恋市场经济关系占比太多，感情因素占比太少？是彼此之间的信任，已经被婚骗、彩礼纠纷等乱象严重透支？是年轻人之间的情感，被家庭间的博弈取代？这不是该选择站队哪一方的问题，而是悲剧何以发生的问题。

多问问自己，我们在支持什么，我们在反对什么，我们为什么而支持，为什么而反对，才能不停留于表面的分歧，在分歧中看见复杂和多元，理解彼此的关切，找到共通点和走向未来更好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