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贾樟柯：《风流一代》是我新的开始

从到达戛纳那一刻开始，贾樟柯就没闲下来过。

当地时间5月18日，《风流一代》在戛纳首映。贾樟柯在忙完首映的一切工作后，接着就是轮番接受各国媒体的采访。在见到毒眸的前一天，他和赵涛接受欧美电视的采访，整整四个小时，上一家还没走，下一家已经在等了，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抽不出来。

这些日程对贾樟柯来说既熟悉又新鲜——这已经是他第七次来到戛纳，但上一次还要追溯到六年前。2018年，《江湖儿女》入围了戛纳主竞赛单元。

在疫情前，贾樟柯每年都要花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各个电影节展上。但2018年之后，他没怎么出过国，一大半时间花在《风流一代》上，同时还做了两个新的剧本。很多朋友都好久没见，虽然还没抽出时间看其他导演的片子，包括他自己参演的《狗阵》，但再次在戛纳和老友相聚，总有新鲜感。

国际媒体关心的事情也变了。过去来到戛纳，大家似乎都很关心政治，经常一半时间用来聊电影，另一半时间在聊政治问题。“但这次几乎没人问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再关心，还是太熟悉了。”

六年不仅是一个数字，因为每个“六年”都是不同的。在贾樟柯暂别戛纳的这六年，疫情开始又结束，全人类都在此过程中经历了剧烈的震荡。生活方式、价值体系、个人选择……一切的一切都在这六年间被打碎，再慢慢地重新恢复到平和的节奏。

在毒眸与贾樟柯的对谈中，我们聊了《风流一代》的诞生过程，及其背后所承载的真正表达，也聊了在这六年间，贾樟柯对电影、对时代和对人类命运的新思考，以及电影存在于当下这个时代的意义。

至于国内大部分观众目前很关心的金棕榈将会花落谁家，在这些更宏大、更接近本质也更朴素的思考中，显得不那么重要。“在《三峡好人》之后，我对拿奖就没有欲望了。这个行业真的对你很慷慨，你不要在这方面还有执念了。”

一个持数码相机的人

严格意义上讲，《风流一代》的雏形其实早在2001年就已经有了。只是那时候的贾樟柯无法预料后来发生的事，就像1998年时的人们，并不知道“汾阳小子”后来会成为世界级电影导演“贾科长”。

当我们回头再看，才会发现那些过去的细节可能都是命运放置的伏笔。

拍完《小武》《站台》之后，贾樟柯已经成了“第六代”的主力军。在他寻觅下一部作品灵感的时候，数码摄影机开始流行起来，这个新兴的影像设备让贾樟柯产生了新的电影想法。

《小武》《站台》（图源：豆瓣）

“过去无论是独立电影还是商业制作，它都是在一个很严谨的工业体系中，有非常复杂的技术支持，和非常周密的计划，需要庞大的团队做这件事情。但数码摄影机拎着就能拍，可以在极低的调度下，拍三五个人。”贾樟柯说。

数码摄影机打破了传统电影工业的规则，更解放了创作者的创作意识。借助数码摄影机，贾樟柯有了更轻盈的创作模式，最重要的是，生活的碎片因此能够成为他作品的一部分。贾樟柯回忆，那时候他带着大家漫无目的地拍，拍一些小情节，在空间里做一些表演。当时他想拍一个片子，叫做《拿数码摄影机的人》。

贾樟柯这种记录方式，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前苏联电影大师吉加·维尔托夫的《持摄影机的人》影响。吉加·维尔托夫提出的“电影眼”理论中提到，电影设备应该像人的眼睛一样去客观的记录生活实景，成为捕捉和构建现实边界的一个工具。

吉加·维尔托夫《持摄影机的人》

贾樟柯沉迷于这种影像记录，在拍摄长片之外，他用了不同时期的主流摄影机进行拍摄。本以为两三年就应该完成了，但是拍起来发现没有终点。“你在心理上总觉得它好像还没形成一个作品，还需要继续去拍，这种习惯就一直延续下来了。”

漫长的记录里留下了不同时代的“巧巧”和“斌哥”，他们都是贾樟柯过去二十年作品中的碎片。

《任逍遥》《世界》是千禧氛围下，面对日新月异的生活，人们对于现实的想象变得更加宽阔；《三峡好人》《天注定》是快速发展中，面对巨大的时代冲击，人们一边快步跟随一边疲惫应对。贾樟柯用七部剧情长片无意间勾连起了二十年时代发展过程中，小人物的命运起伏——人们正在从千禧兴奋中清醒过来，科技的加速与思潮的涌动，让社会变得躁动且凉薄。

《任逍遥》《世界》《三峡好人》《天注定》（图源：豆瓣）

从《山河故人》开始，贾樟柯开始回望。他清晰地窥探到普通人的人生路径与时代命运的关系。于是，他不再将故事拘泥于短暂的时空里，而是将视线拉长，让故事有了更长的生命脉络。《山河故人》是从1999年到2025年，《江湖儿女》是从2001年到2018年，两个故事都讲述了一个女人从青年到中年的过程中，与时代动荡紧密相连的情感关系。

可以说，《风流一代》残存着贾樟柯过去所有电影的影子。“巧巧”与“斌哥”相爱，是《任逍遥》时候的激情萌动；“斌哥”的离去，是《三峡好人》里废墟下的阴郁；两人的再次重逢，是《江湖儿女》千帆过尽的唏嘘。

《风流一代》的讲述早已开始，只不过是在贾樟柯无意识的情况下悄然进行着。连续二十年、横跨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记录，在疫情来临时，终于画下了句点。

“那种沸腾的、冲动的、匆忙的氛围，都静止下来了。像是一个句号，一个段落结束了，或者再说大一点儿，一个时代落幕了。”

回到线性叙事

疫情既是促使贾樟柯完成《风流一代》的终点，也是第二个起点。

2020年，贾樟柯受荷兰电影杂志《FILMKRANT》邀请，写了一篇名为《步履不停》的文章，彼时他正被隔离在家中，每天量三次体温、看书、上网、围着客厅跑步。

文章中他写道，“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世界的导演可以分为两种：经历过战争的,和没有经历过战争的。这种经历的差异，代表着对人性和社会的不同理解视野。也许多年之后,我们可以说，这个世界的导演可以分为另外两种：经历过新冠疫情的，和没有经历过新冠疫情的。”

也是在疫情期间，贾樟柯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对电影的理解，他敏锐地感知到一些东西的落幕与终结，同时也意识到，他需要重新构筑一个新的开始。

贾樟柯疫情期间短片片段

有一次，贾樟柯与一位算卦的朋友闲聊，朋友提到，生命就是一条线，可以通过干预时间的方式，决定一个人在这条线上将会走向哪里。贾樟柯恍然发觉，电影其实也是这样。

电影是一种记录与呈现，它一直在讲述“自然”，从年轻到衰老，从发生到结束，没有人可以预知下一秒会发生什么，纵然再复杂的叙事方法，也无法改变线性的记录，只能尊重自然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