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作家笔下的英雄形象书写

文|刘振

2023年8月，久居青岛的杨志军凭借长篇小说《雪山大地》斩获茅盾文学奖，成为继刘玉民、张炜、莫言之后山东省第四位获此殊荣的作家。小说写了汉族援藏干部强巴一家与当地牧民一起共建藏区家园的故事，不仅以别样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刻画了彰显新时代精神的英雄群像，更是标志着山东新文学乃至新时代文学英雄形象书写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改革开放之初，作家们对“高大全”式英雄形象的塑造，表现出较为审慎的态度。如何开辟英雄形象书写的新领域和新模式，成为当时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1982年，李存葆发表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较早地将沂蒙革命精神融入到作品之中，成功塑造了靳开来等有血有肉的军人英雄形象。他们敦厚朴实、勇敢无畏、忠诚爱国，并且有着属于自己的声音。上世纪80年代中期，山东文坛涌现出《古船》《红高粱》等一批彪炳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经典之作，进一步突破了限制和束缚英雄形象书写的瓶颈，英雄本身的审美意蕴和文学价值不断得到凸显。

长篇小说《古船》能够成为张炜的代表作，很重要的原因是它不止具有多义的思想主题、丰富的文化内涵，还塑造了很多典型人物。其中，同样是军人英雄的隋大虎无疑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对象。小说有意模糊了从老隋家走出的隋大虎具体的英雄事迹，而把他的参军和英勇就义诠释为一种象征着时代正在发生剧变的鲜明信号，将英雄诞生的意义从抗敌前线延伸到喻指整个中国社会的洼狸镇，并置于老隋家与老赵家的家族矛盾以及历史与现实的接缝处考察，极大地拓展了军人英雄形象书写的基本方式。莫言在中篇小说《红高粱》中塑造的余占鳌等具有实验性质的人物形象，则是以抗战英雄与土匪这两种略带矛盾身份的奇特组合，彻底颠覆了读者关于草莽英雄的传统认知，既使英雄充满了人性的张力，还实现了体现民族国家观念的主流意识形态与彰显原始血性的民间文化的有机融合。显然，无论是英雄形象的界定标准和审美价值，还是讲述英雄故事的基本叙事策略，从此时期开始都发生了全方位的变化。

时至上世纪90年代，刘玉民发表《骚动之秋》《海猎》等小说，接续了上世纪80年代改革文学、寻根文学思潮掀起的创作余波，将山东新文学英雄形象书写持续推向新的阶段。长篇小说《骚动之秋》通过塑造浸染着齐鲁文化底色的岳鹏程一家三代英雄，以父子激烈冲突的形式直观展现着变迁的时代对不同英雄类型的呼唤，细致描绘了岳鹏程夹在代表传统的父辈革命英雄和指向未来的新生代英雄之间的尴尬处境，探索着形塑新英雄的个人化路径。在一定意义上，关于岳鹏程“改革英雄”的评价，既可视为对他担任推进农村社会改革主将的卓越表现的高度认同，与作家蒋子龙笔下的乔光朴等城市改革先锋形成一种城乡地域互补，也可从字面出发将其看作“改革”传统英雄评定标准的一种有益尝试。到1991年问世的中篇小说《海猎》，又发出了新时代英雄形象书写的先声。小说中的海狮子等人从事的海洋捕捞工作可谓平凡无奇，但这种从伟大到平凡的转变却极好地契合了和平年代对英雄的期待和要求。刘玉民试图打破英雄与普通人之间看似严格的界限，赋予了英雄形象新的精神内涵。

一代代的山东作家塑造英雄形象的兴趣和执著，显现出一种共同且特殊的创作情结，很好地回答了和平年代是需要何种英雄的问题，杨志军《雪山大地》的出版，可以说是对山东作家新时代英雄形象书写的一次集中性总结。一生致力于藏区可持续发展的主人公强巴，无意中又造成对当地生态环境的破坏，真正是一位带有瑕疵的凡人英雄。然而，他的瑕疵或者说所走过的弯路无关个人的道德问题，而是普通人面对严苛现实总会遭遇的失败与挫折，很难规避犯错的可能。英雄并不是无往不利、高高在上的完美存在，正是由于这种“恰到好处”的不完美，英雄得以摆脱不免务虚的浪漫主义色彩，从一种相对空泛的“象征符码”变成了更加务实真实的人物类型。新时代文学所推崇的英雄形象书写方式，不再专注于描写看似满足大众的阅读需要实则又与大众不免疏离的英雄，而是试图让英雄真正回归到人民群体当中，讲述平凡英雄的故事。

尽管新时代文学崇尚的英雄最终应该呈现怎样的形态是一个难有定论的问题，但是山东作家迄今努力勾勒出的英雄群像，已经逐渐显现出一副相对清晰的模样。这些英雄从少数“精英”被还原为过去常被忽视的人民大众，大多在平凡的岗位上彰显着新时代英雄精神。他们的事迹或许远没有达到惊天动地的程度，却似涓涓细流汇聚成海，共同演绎着一个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故事。

(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