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献帝多次谋刺曹操，曹操为何不杀掉刘协

汉末皇帝刘协，历来被认为是曹操手中的提线木偶，但这个木偶也曾想过剪断束缚自己的绳索，成为一个自由自在的掌权皇帝，不过时机不太好罢了。

刘协最大的机会便是董承的衣带诏。董卓死后，东汉的权力出现短暂空白，而这段时期或许才是刘协夺权的最佳机会，但他有个致命缺点——年龄小。

刘协出生于公元181年，被董卓提上皇帝宝座的时候不过是一个8岁的幼童。董卓死于192年，刘协才11岁。

11岁的孩童，哪怕再聪慧，也不会被大人放在心上，因为他缺少皇帝特意的威严。没有威严，刘协便压不住众多大臣，更别说这时候的汉室皇权威望正处于最底端。没有成年的皇帝，坐不稳皇位。

刘协需要保护，需要那些有兵有地盘的人的保护，直到成年才有机会。成年意味着可以结婚，而结婚意味联姻，而联姻意味着皇帝刘协有了自己人——外戚。

曹操迎立刘协之初，远远达不到“挟天子”的地步，双方可以看作一场合作。曹操提供地盘和保护，维持汉室的基本威严，而刘协给曹操一部分“令诸侯”的特权，用现代的话来说——双赢。

刘协，或者说刘协拥有的势力握有政治舆论力量，曹操有军事力量，俩人所拥有的，正是彼此最缺少的。沮授曾劝袁绍迎接汉帝刘协，袁绍斟酌一番后，不得不拒绝。

曹操缺少政治影响，因此才需要迎接刘协，而这一点恰是袁绍不需要的。汉末的四世三公身份，在某方面来说，同皇帝有着一样的号召力。袁绍不需要在自己头上放个皇帝，他本身便等同“皇帝”。

对曹操影响最大的两个人荀彧和郭嘉，这两人有个共同经历——先找的袁绍，后才投靠曹操。俩人同袁绍有些接触后，发现袁绍不是什么“明主”，这才找上曹操。换句话说，曹操是袁绍的备胎。

假如袁绍稍微给点力，荀彧、郭嘉都会待在河北，而不是前往兖州辅助曹操。这便是袁绍的政治号召力。曹操靠捡袁绍“剩下的”人才。

曹操将刘协拉上自己的战车，却没法一步登天。曹操要利用刘协的影响力，便没法完全把他当作傀儡，东汉朝廷还要继续运作，仍需要众多大臣的支持，而曹操的权威尚达不到“一言堂”。

曹操只能一步一步靠近权力中枢。

天子所在便可看作“司隶”，曹操要做的第一步便是掌控司隶，也就是拿下司隶校尉一职。同时，他也许有参与朝政的权力，便有了“录尚书事”。

曹操需要不是权力，因为他手中的军队便是他的权力，谁也夺不走，他更需要的是政治地位——三公。单论权力，三公不一定比得上尚书令、录尚书事、侍中等，但贵在地位最高，乃是天子之下第一人（大将军地位不定，时高时低）。

随着年龄的增长，刘协夺回权力的欲望越来越强烈，董承、伏完等外戚，也希望执掌权柄，而这时曹操有北方的大敌袁绍，是刘协等人夺权的最佳时机。

衣带诏中，董承联合诸多势力，有曹操亲信大将王子服，有亲汉势力越骑校尉种辑、议郎吴硕，还有勉强算作诸侯的刘备。而衣带诏想成功只有一个办法——刺杀曹操。只有曹操死掉，“衣带诏”势力才能接收曹操留下的权力空白，以及抵挡曹操余下势力的反扑。

衣带诏爆发于建安四年末至建安五年初，这一年的刘协早已成人，汉室对天下仍有一定的威信。若他们谋刺曹操成功，刘协确实有执掌权柄的机会，当然历史没有“如果”。

面对刘协、董承的谋逆，曹操没有想象中的暴怒，也没有大骂刘协、董承是白眼狼、恩将仇报。他明白谁也抵挡不了权力的诱惑，他最需要想明白下一步怎么走。

曹操有三种做法，一是杀掉刘协，二是无视刘协，大家一拍两散，三是装作刘协没有参与衣带诏，大家继续合作。

杀掉刘协是最过瘾也是最无脑的做法，更别说有前车之鉴了。董卓掌控洛阳后，第一件事便是废杀少帝刘辩。有人说董卓是为了宣示权力，但正是这一步将董卓推向深渊。

董卓同曹操类似，有军事实力而无政治资本，他没有认识到皇帝是他手中最大的政治筹码。董卓却亲手把他毁掉。仅靠军事手段的势力，没有一个能长久的，最明显的例子便是蒙古。

曹操有远见，有抱负，不会轻易废弃刘协这张王牌，更别说杀掉他了。他将衣带诏的罪过全部归于董承几人，高高祭起屠刀，大肆杀戮。剪除刘协的羽翼后，刘协只是个孤家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