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桃花盛开的时候

本文转自：毕节日报

今年年初，正月十七，我去毕节挖来十几株樱桃树，有一人多高。

那天傍晚，爷爷和我挖坑，浇水，培土，将其栽种在屋子背后的空地里。晚风中，樱桃树的嫩芽连同小小的花苞，像找到归宿的人，喜笑颜开，着实让人欢喜。我跟爷爷说，过一两个月，我就回去陪他吃樱桃。可是就在樱桃花大朵大朵地、热烈地盛开的时候，爷爷永远地闭上了眼睛。直到今天，爷爷在夕阳下拄着拐杖，用矿泉水瓶子装水浇樱桃树的情景，依然清晰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爷爷是晚上走的。他走的时候，我握着他的手，尚有余温。我跪在爷爷面前，烟雾弥漫着整个堂屋，我看见他瘦小的身躯，靠在叔叔们的怀里，闭着眼睛，面容慈祥。我知道，爷爷已经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二叔叫我别哭，喊我快去找东西，慌乱中，鞭炮声响起，邻居们围了过来，将门口堵得水泄不通，空气似乎都凝固了。

叔叔、婶婶和姑姑们关上了堂屋大门，给爷爷洗身体，穿寿衣。我找了个角落，背着路灯，忍不住大哭起来，想起了前些天和弟弟的聊天。他说，爷爷这一生太悲苦了：爷爷四岁时就成了孤儿，18年前，奶奶也走了，这些年来，他一个人孤独地行走在这孤独的人世间，到了晚年也是一个人，直到在他离开的前半个星期，子女们才匆匆赶来，陪他走完他生命的最后这段路程。

爷爷的一生是勤劳的。他年轻时，离开了本家老宅基地，在今天我家老房子处，修了一栋长房子，青瓦石墙，是老家一带数一数二的大瓦房。房子有三个出进和一个堂屋：爸爸三兄弟一人一个出进，他和奶奶早年住在堂屋。奶奶去世后，几家人陆续搬了出来，老屋子也渐渐荒废。爷爷生前，常常走近老屋，抚摸墙壁，良久凝望。我知道，爷爷是在回望以往一大家子在一起的热闹。

除了老房子，父亲他们三兄弟家的房子，都注入了爷爷的心血。从挖基壕开始，明朗的月光下，在一人多深的基壕里，爷爷挥舞着锄头，将原土一撮箕一撮箕举过头顶；砌墙的砖是自家烧的，每个打霜的天，爷爷背着晒干的砖土块往瓦窑里走去，火光映照在他的脸上，烤得通红；砌墙的时候，他怕砖匠砌歪了，每砌一层砖，他都要牵线量量；至于砖、沙、木材、工具，他便像个管家，准保不丢一砖一瓦、一锤一錾。打房盖是他最担心的，那些年，没有搅拌机，没有传输带，也没有专业的建筑团队。哪家修建平房，打水泥板房盖就像是一个极为隆重的仪式，主人家选定一个好日子，全村人尤其是青壮年都会来帮忙——房盖一定要在一天之内完成。我记得打我家房盖那天，爷爷背砂浆爬楼顶，一箩筐又一箩筐，像个机器，像只蚂蚁，似乎不会疲倦。傍晚，爸爸和几个泥水工师傅给未干的水泥板抹面时，爷爷终于舒展了紧绷着的表情，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虽当年条件有限，但在爷爷奶奶的努力和支持下，我父亲、两个叔叔两个姑妈不仅没忍饥挨饿，还纷纷成家立业，独当一面，我们这一代的兄弟姊妹更是在爷爷的要求下读书习字，没一个荒废学业的。

爷爷的这一生很节俭。有一年过年，爸爸几兄弟一直“责任”爷爷——有人告诉他们，爷爷在老家寨子里捡纸壳，捡瓶子卖。“你家几个大儿子在外头挣钱，一年也挣不少，你为啥要捡垃圾……”那时候，我也跟着瞎起哄，说：“爷爷，你要是缺钱，我都可以给你。”

2020年摔断腿后，爷爷一直拄着拐子，行动不便，但是他还是把房子周围的土地种了洋芋、豆子、苞谷，种旱烟，种瓜果，种蔬菜……到年底，他种出来的瓜果粮食，收拾好堆在屋子里，过年时，子女们回来，用得上的就拿去，用不上的，过了年，他就卖了。今年正月间，他还卖了300多斤玉米粒，卖了500多块钱。

直到他去世的那天中午，我才知道自己的幼稚和无知。我从学校赶回老家时，爷爷躺在床上，盖着薄薄的被子，没有戴帽子，白发稀疏，眼窝凹陷看着天花板。慢慢地，爷爷便不省人事了，只有一口微弱的气息。婶婶叫我赶紧去街上买东西，回来时，看到他们在数钱，是爷爷留下的五万块钱。婶婶递了一叠给我，我鼻子一酸不愿意接——眼前的不是钱，是爷爷种的苞谷，是爷爷捡的的纸壳……

爷爷生前爱给我打电话。他有一部“老人手机”，只会接，不会打。他每隔一小段时间，就会请人给我打电话，接通的第一句话就是：“小九，你哪天回来？”他的声音苍老，又像是在乞求，像是小孩子问打工在外的父母过年要不要回来一样。很多次，我总是以工作忙、带孩子等为借口推脱，其实我应该能想到，挂了电话后，爷爷独自看着门前的几座大山发呆、失落的样子，但我总以为，来日方长。

樱桃花谢了，明年还会再开，可是爷爷不会再回来了。从此，他将与大地融为一体；从此，山川都有了他的气息，大地都有了他的身影；从此，他也不再痛苦，更不会再孤独；从此，对爷爷的遗憾和愧疚，也将伴随着我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