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要把执行想在前头”

本文转自：人民法院报

“法官要把执行想在前头”

——记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高峰

接下来要处理的这起案件，因为证据材料不多，案情也比较简单，所以不到一个小时的功夫，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高峰就看完了。

合上卷宗，他仍在反复梳理着这起纠纷案件的来龙去脉，试图要从中发现些什么。

2022年11月，济南某建筑公司将山东省某房地产开发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支付拖欠的工程款610万元，并申请冻结该开发公司银行账户。临近春节，开发公司由于资金回笼出现问题，一时无法凑足这笔款项。如果账户被冻结，将会造成无法结算工人工资、影响税务缴纳等一系列连锁反应。

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茶，却发现水已经凉了。高峰想了一下，便打电话通知法官助理周晓倩，让她一个小时后叫上人民调解员，一起来法院开个碰头会。

碰头会上，大家各抒己见。高峰了解到，开发公司开发的住宅小区商业潜力很大，并且有部分商业用房已经竣工验收完毕。随着商品房的出售，开发公司表示可以先筹集部分资金还款，以解建筑公司燃眉之急。同时，大家反映的另一个情况，让高峰不禁眼前一亮：建筑公司由于没有自己的办公用房，每年都要支出一大笔租赁费。看得出，该公司有出资购买办公用房的意向。

碰头会一结束，高峰将原、被告两家公司的负责人请到法院，并给出了一个调解方案：可否以商业用房抵顶剩余欠款。

2023年春节假期后的第三个工作日，原、被告两家公司在高峰的主持下，签订了调解协议：由开发公司支付工程欠款200万元，剩余410万元用相应的商业用房抵顶。

两家公司冰释前嫌，都表示今后还会继续合作。这样的结局，成为这个冬天给人们带来温暖的故事之一。

每当被问到为什么这么善于发现解决问题的线索，从而真正解决问题时，高峰总是说：“法官要把执行想在前头。”

“审理案件时‘把执行想在前头’，对于高峰来说，先是一种情结，后来就成了一种习惯，再后来便成了一种办案风格！”槐荫区法院院长李元宏介绍说。

“电视剧把我领进了法院的大门”

善于发现，是领导和同事对高峰的一致评价。

但是，一说起其中的奥秘，却众说纷纭。有人说因为他热爱法官这份职业，有人说他做事有毅力，也有人说与他“倒叙”的工作经历有关……

43岁，扎根基层法院一线工作17年，办案6100余件。从一个大学生到法官、副庭长、庭长、办案专家，高峰的成长路上有着怎样的艰辛、努力与不凡？

“上大三时，我喜欢上了央视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大法官》。剧中刚正不阿、为民伸张正义的法官形象，成为我的人生偶像。所以，毕业后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当法官！”在回忆自己当初的职业选择时，高峰幽默一笑说：“电视剧把我领进了法院的大门！”

2003年7月，高峰从山东科技大学法学专业毕业后，考取了山东省委组织部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选调生，随后被分配到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开启了他的追梦之旅。

然而，令高峰没想到的是，他来到槐荫区法院报到后，却没有“留”在法院，而是直接去了辖区张庄路街道办事处任职锻炼，并且一干就是3年。

“一开始还想不通，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真要感谢那3年的摸爬滚打，它让我学会了很多与基层群众打交道的本领！”高峰感慨地说。

2006年5月，“学成归来”的高峰正式到槐荫区法院上班。这一次，又是出乎他的意料：他被分配到执行局执行一庭工作。

一个法学专业的大学生到法院工作，一般来说，首先要从立案或审判干起，但高峰却是个例外，一上来就干执行，倒着来。这就好比采用“倒叙”手法去写文章，但却别有一番精彩。

“我的案子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能要回来？”“我已经还上了钱，请给我解除保全”……刚从事执行工作那段时间，高峰几乎每天都能接到这样的电话。他把认真回复当事人提出的问题，当成迅速了解和熟悉法院执行工作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上手很快。

果然，他很快就被槐荫区法院执行局执行一庭庭长华君“挖走”，给他当助理。华君是一名资深法官，办案经验丰富，也是高峰工作上的师父。多少次执行遇阻，师父总能从一些细节中找到办案线索，让高峰敬佩不已。在他的心目中，师父就是他的偶像和标杆，更是一座执行业务上的“精神富矿”。

一年后，高峰开始独立办案。为了保障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和同事一起融入永不停歇的“执行狂流”中：查封财产、冻结账户、制订执行方案、节假日出击寻找被执行人线索……在法律与现实的撞击中，高峰学会了如何权衡好法与情，学会了如何在承受当事人过激言辞后及时调理好自己的情绪，学会了如何向被执行人释法说理，同时他也获得了一个从执行角度去看审判工作的视角。“如果有一天，开庭审理案件的时候，这些风尘仆仆的执行经历，一定是一面镜子，它不仅会激励自己勇毅前行，还会提醒自己少走弯路。”那时的高峰这样认为。

时间一长，高峰善于找线索的能力就越发凸显出来，这让很多同事心生佩服，称赞高峰办案风格中有很多他师父的影子。

2007年3月，高峰带领2名干警前往山东省东营市执行一起涉案461万元的担保借款合同纠纷案。被执行人是一家担保公司。按照申请执行人提供的线索，一到目的地，高峰一行就直奔该公司的开户银行，却被告知“查无此单位”。就在办案陷入僵局的时候，高峰突然想起了什么，他们再次来到这家银行查询，仍被告知该担保公司没有在这家银行开户。正要转身离开，高峰突然发现在银行营业大厅“对公窗口”处有一本登记簿。翻阅过程中，他惊喜地发现该担保公司竟然登记在册，存款余额达500余万元。于是，高峰在对银行工作人员提出严厉批评的同时，责令其立即办理冻结手续。

“多给当事人一个说话的渠道”

按照合同约定，开发商应当在交付商品房后一年内为购房者办理产权登记。然而，两年过去了，陈某的房产证仍没有拿到手。2022年6月，陈某一纸诉状将开发商起诉至法院。

高峰在审理这起案件时发现，由于开发商经营困难，购房户与其之间很多工作对接都成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简单地判决开发商履行合同约定，没有开发商的配合，陈某要想办下证来，仍是十分困难。

想到这一层，高峰专门跑了一趟不动产登记部门进行协调，最终判决开发商移交办证材料，并履行配合陈某办理产权登记的义务。

“判决中加上一条‘让开发商协助办证’，目的就是让陈某能如愿拿到房产证！”高峰解释说。

那是他5年执行工作的感悟。如今，他正在把这种感悟，完美地运用到审判工作之中，向身处困境中的当事人传递出一种善意与温暖。

2011年5月，高峰从执行一庭调到民事审判第四庭从事民事审判工作。工作上他是一个“永不满足”的人，他认为一个体现司法智慧的创新探索，应当是多解的。多一种创新，就多一条解决问题的途径。

2016年2月，高峰带领办案团队实行“上诉座谈”措施，每年至少能减少20余起上诉案件，此举不仅提高了服判息诉率，还省去了执行程序，节约了司法资源。

山东某工程总承包公司欠分包商100万元工程款，该公司向分包商交付100万元承兑汇票一张。票据到期后，出票人因余额不足拒绝付款，分包商遂将承包公司起诉槐荫区法院，要求支付工程款。经审理，高峰作出一审判决，判令山东某公司向分包商支付工程款100万元。一审判决后，承包公司声称要上诉。

作为主审法官，在这起案件上诉之前，高峰主动将承包公司负责人邀请至法院，讲明汇票存在瑕疵的责任在承包公司，现分包商退还汇票，要求支付工程款是合法有据的。最终，承包公司负责人表示不再提出上诉。

“通过判后座谈，多给当事人一个说话的渠道！”高峰介绍说，若当事人坚持上诉，则立即向上级法院移交相关材料，不影响当事人行使诉权。

高峰总给人一种匆匆赶路的感觉，仿佛很多人等着他。他对办案那种近乎苛刻的要求，以及对当事人那种亲人般的关心，都让人心生敬佩。

“用‘预判’让当事人更理性”

看上去，这是一起普通的民间借贷纠纷案。

2022年10月，高峰第一次开庭审理此案，却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一般说来，典型的民间借贷案件，会有借条或转账凭证、转款记录等关键证据，但这个案子却只有双方的“各执一词”。

随着案件审理的不断推进，20多年前原、被告两家公司之间一些“令人费解”的业务往来，也开始 “浮出水面”。2000年以来，两公司发生了数笔转账记录，而且很多笔转账金额都达上千万元。虽然两公司都声称这是“民间借贷”，但原始凭证却印证了一个事实：这些转账记录除了民间借贷，里面还包括委托理财、股权转让以及买卖合同等多重复杂的业务关系。

为了厘清双方的法律关系，高峰调取了20多年来所有的会计凭证，一笔笔核对，但事情却出人意料。原告公司称，曾多次通过转账的方式给被告公司的下级单位打过款，但被告公司却辩称，也曾给原告公司转过一部分资金。他们之间，到底谁欠谁的钱？

高峰隐隐感到，此案标的额巨大，且近四分之三的款项是利息和违约金，在当下被告公司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如果判决结案，后续的执行也将成为难题。在对案情进行充分“预判”之后，高峰认为这个案件法律关系错综复杂，判决显然不是最佳解决方案。为此，他第一时间就确定了通过调解方式处理此案的思路，但前提是必须弄清事实，分清是非曲直。

接下来，经过近两个月艰苦对账工作，高峰终于在双方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聊天记录里，找到一份关键证据：一张word格式的对账表，上面详细记载了这些年的借款去向、本金和利息数额，以及被告公司什么时间还了多少钱，并与银行对账单相一致。

经过综合认定，表中标注的转账明细属于民间借贷。

2023年春节前夕，经过高峰主持的多轮协商，这起跨度长达20多年，涉案金额近4亿元，涉及民间借贷、委托理财、股权转让等多重法律关系的案件，通过调解的方式得到“一揽子解决”：原、被告相互支付的款项相抵后，再由被告向原告一次性支付款项1.98亿元，双方再无争议。

调解还是判决？高峰进入民四庭审理案件以来，曾无数次面对这样的选择。对于很多案件来说，选择调解意味着要比选择判决多付出几倍的精力和时间，但他却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

原告王某的6岁孩子患先天性心脏疾病，到医院做手术。不料手术后出现腹痛，经抢救无效死亡。案子到了槐荫区法院，经初步审查，医院存在一定的过错。第一次质证时，原告王某和妻子的情绪一度失控，坚称“医生严重失职，要求追究医生责任并赔偿”。有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高峰一直都在倾听死者父母的哭诉。等他们的情绪渐渐平复，高峰才开始“背靠背”地做起调解工作。他说：“死者已逝，你们的生活还要继续，况且家中还有一个4岁的孩子需要照顾，相信我一定会处理好这件事。”随后，他又安排医院负责人向死者的父母赔礼道歉，说明孩子死亡的医学原因。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医院一次性支付赔偿金50万元。

“谢谢高法官！”双方签完字，死者的母亲再一次痛哭起来。不过，这一次的眼泪，却是为了感谢法官对他们心情的体恤，感谢法官一番善意的劝解把他们点醒。

近年来，高峰审理的案件，60%以上都是以调解方式结案的。有些案件虽然付出了比判决更多的时间，但他却无怨无悔。第一次接触当事人，他会把自己对这个案子的“预判”情况跟当事人讲清楚，给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建议。“用‘预判’让当事人更理性。”高峰说，“这是一个提高调解成功率的法宝！”高峰认为，通过“预判”的方式调解，他和办案团队曾创下两个小时调解成功5起交通事故纠纷案件并予以司法确认的记录，原、被告双方都很满意。

“办案既要讲法也要重感情”

虽然距离早上上班还有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高峰却已经来到了办公室。

他打开电脑，登录本院审判管理平台，迅速浏览了一下本院昨天发布的结案数据和进度，对比本庭的办案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这时，他收到法官助理发来的一条微信，提醒他桌上有一份关于信用卡纠纷案的审理报告，请他审核把关。

他一口气看完这份报告，靠在椅背上想了一会儿，拨通了法官助理的电话。电话中，他说他赞同这个方案，但需要补充一条，就是涉案100余名被告的“经济状况”，法庭都要逐一调查清楚，因为这关系到此次“线上调解”的成败……

2022年12月，槐荫区法院组织竞争上岗，高峰在立案庭副庭长岗位上干了两年之后，到民二庭担任庭长。

按照上级法院要求和办案需要，高峰将民二庭法官和工作人员分为6个办案团队，主要审理买卖合同、金融借款合同、租赁合同、承揽合同，以及与公司、债券、票据等有关的商事纠纷案件。在具体办案中，每个团队之间各有侧重，但又相互配合，分工不分家。

为推动办案又快又好，高峰面向自我挖潜，在民二庭建立起“四项机制”：一是建立诉前纠纷化解机制，2023年以来，近三成的案件在诉前得以实质化解；二是建立案件审理“再次分流”机制，简案快审，繁案精审，整体结案率大幅提升；三是建立“示范带动”机制，针对批量“类案”先判决一案，然后以此为模式，推动该批纠纷案件以司法确认方式解决；四是建立“互联网＋马锡五审判方式”，将红色司法文化融入互联网办案，进一步激发法官和工作人员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

“打铁还需自身硬。作为一庭之长，必须在不断学习中提高自己，勇于办疑难复杂案件，只有这样才能给团队成员一种榜样的力量！” 2022年，该院立案庭共办理案件4100件，高峰一人就承办了1100余件，其中包括“一揽子解决民间借贷纠纷案”等多起疑难复杂案件。

如今，高峰也有了徒弟。他对徒弟进行传帮带的方式很多，可以是通过业务学习，可以是一些日常的交流，也可以是合议庭的讨论……

毕业于山东政法学院的“90后”法官助理周晓倩，2020年入职，一直跟随高峰办案。经过两年多的历练，她成长进步很快。现在，她不仅能够熟练地帮助高峰整理好开庭所需证据材料，还能够独立完成外出调查和判决书的撰写。遇到双方有意调解的纠纷，她总是主动请缨，要求主持调解……

有人曾问高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的徒弟或是年轻的法官跟您说，想分享一下您的办案经验，您会对他们说些什么？”

高峰稍稍沉思了一下，便回答说：“办案既要讲法，也要重感情，才会换来当事人的理解和支持！”他认为，未来谁都不可避免会遇到难办的案件，也会遇到一些不好沟通的人和事，但只要保持一份对法官职业的热爱，就一定能闯过难关，不断开拓新局面。

夜幕已悄悄降临，高峰收到妻子发来的微信，这天是他的生日，妻子和两个孩子正等他回家吃晚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