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选择是报效国家

本文转自：中国科学报

中国工程院院士朱高峰：

我的选择是报效国家

两位挂职干部来到北京，为朱高峰（中）送捐赠证书。中国工程院供图

■本报记者 袁一雪

近日，中国工程院两位在云南省会泽县和澜沧县挂职的干部来到北京，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常务副院长朱高峰送捐赠证书，以感谢他捐资助学的爱心之举。

时间回到2023年6月，朱高峰将获光华工程科技成就奖所得的100万元奖金平分成两份，分别捐赠给中国工程院定点帮扶的两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云南省会泽县和澜沧县，用于帮助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在与两位挂职干部合影后，朱高峰询问了款项的落实情况。这不是朱高峰第一次将奖金无偿捐出了，当被问到捐过几次和具体数额时，他毫不在意地挥了挥手：“不记得了。”对他来说，这是不值一提的“小事”。

只有一个念头——报效国家

1952年，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学习的朱高峰被派往苏联列宁格勒电信工程学院学习通信工程技术。“国家决定让我们学通信专业。国家既然决定了，就这样学了。”他说起这件事的口吻与谈及捐款时一样，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1958年，朱高峰毕业归国。面对“您为何没有留在国外”的问题，他坚定地说：“我们那一代从未想过不回国。”

那时，我国掀起了大造载波机热潮，朱高峰立刻投身到第一条对称电缆60路载波系统建设中。由于国产设备系统性能与指标要求存在较大差异，他带领技术人员，沿着北京至河北石家庄间长达300千米的线路，一米一米探索，前后实验近5年，弄清了长距离通信系统的一些基本问题，并总结归纳出线对间串音、系统噪声的叠加规律，线路均衡偏差及其叠加规律。经修正后，该线路各项指标达标并成功投入使用。

此后，朱高峰还担任过我国第一套中同轴电缆1800路载波通信系统的总设计师，参与过4380路载波通信系统的研制工作。他用执着与实干，打破了国际对中国通信技术的封锁。

作为一名出色的专业人才，在国家需要时，朱高峰再次毫不犹豫地服从分配，从一名攻克通信发展技术难题的技术专家，转为提高全国电话普及率的邮电部副部长。在新的岗位上，他持续推动我国电信经济和网络学科发展、电信全国自动电话网建设、邮政中心局体制网络建设、电信维护体制改革、经济核算制度建立等，为我国通信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朱高峰参与筹建工作，并在当选为首届院士后，出任中国工程院常务副院长，将目光投向更宽广的研究领域。

从专业到职业，朱高峰“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都只有一个念头——报效国家”。

要具备工程师精神

留学前，朱高峰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科学家，所以他选择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学习。“但国家需要我成为一名通信方面的工程师，我现在就是地道的工程师。”朱高峰说，“有人曾问我‘称呼您什么’，我说称呼我为工程师。”

“科学家更多的是发现存在但未被人知道的原理。而工程师是实现某个想法，而非发现，我想这是两者最大的区别。”在朱高峰眼中，正是因为这种区别，工程师除了要具备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科学家精神外，还应具有系统思维和实干精神。

“一项工程需要多部门多人合作，所以更需要突出团结协同精神。而要制作一台机械，每个零部件都必不可少，如何将每个零部件进行最优化配置，协同精神与系统思维必不可少。当然，工程师要想将理论转化为实际，实干精神不可或缺。”他强调，“尽管时代不同、经济条件不同，但家国情怀不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能改变，因为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国界。市场经济中个人有个人的利益，但这有个大前提，那就是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不能相违背。”

教出真正的工程师

朱高峰成为中国工程院常务副院长后，担任了中国工程院教育委员会第一任主任委员，牵头主持有关中国工程教育发展和改革的课题——工程教育。

如今，已卸任的朱高峰依然在关注这一课题。他认为，我国工程教育依然面临很大的问题——工科理科化。现在评价体系对工科的发展也有影响。工程师的培养应该重视实践，而非论文。“但是现在实践也有问题，企业不愿意接收学生前去实习，这甚至导致一些教师都没有实践经验。”朱高峰说，在带研究生时，他格外注意这一点，往往会让学生自己解决问题，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

朱高峰表示，目前，我国依然需要大量优秀工程师，通过将技术转化为产品的创新过程，解决“卡脖子”问题。

除了实践能力，朱高峰更期望学生甚至所有工程师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学习是终身的事情，工作以后也可以学，只要国家需要、个人有兴趣，就应该不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