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城之战与襄樊之战为何会是两种不同的结局

在南宋蒙元战争的历史上，双方曾发生了两次关键性的战役，即：钓鱼城之战与襄樊之战。

1234年南宋蒙元联合灭金后，窝阔台着手南下灭南宋计划。第二年，蒙元就发动了对南宋的战争，至此双方在襄阳交兵至1273年，共计38年。

随后蒙哥在位期间，注重屯田积粮，筑城驻兵，并沿南宋边境陆续建立了一批进攻据点，蒙元军队攻打大理，以实现自云南围攻南宋的战略目标。忽必烈即位以后，更是有针对性地，实施屯田，建立后勤补给基地，大力发展水军及扩大军队规模，积极做好物质和军事方面的大量准备工作。

1258年南宋宝祐六年，蒙哥汗正式出师南征，一路攻城拔寨、招降纳叛，最后率军进至合州，准备围攻南宋在川东地区的坚固据点钓鱼城。

选择四川为灭宋的主攻方向蒙哥犯了战略性错误。四川地理环境十分复杂，除川西平原外，大多是山高坡陡，林深草密，水流湍急，隘路难行的地形，使行军作战及粮饷运输都极为困难，特别是对习惯平原野战的蒙元骑兵更为不利，均为兵法中骑兵的“败地”“死地”。除了地形复杂外，四川不少地区夏季酷热，气候潮湿，疾疫频繁，这对一向畏暑恶湿的蒙古人来说也是不利的。

除了自然条件的不利因素外，镇守四川的是在两淮抗蒙元战争中战绩颇著的余玠。余玠根据四川多山的特点，充分发挥自身的地理优势，创建了山城防御体系，即在四川的主要江河沿岸及交通要道上，选择险峻的山隘筑城结寨，星罗棋布，互为声援，构成一套完整的战略防御体系。取长补短，发挥了南宋军步兵近身搏杀的特长，遏制了蒙元骑兵迅速突击的优势。在对钓鱼城的久攻不下的情况下，军中疾病的流行，加之蒙哥被石炮击中受伤而死，蒙元军被迫撤军北返。

1260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继承大汗位，仿效中原王朝，定年号“中统”，1271年进一步废除“蒙古”国号，取《易经》中的“大哉乾元”之义，定国号为“大元“（即大的开始的意思）。

十年后，蒙元军队卷土重来，1268年南宋咸淳四年九月，阿术与刘整率军始围襄阳，开始了长达六年之久的襄樊之战。

两宋时期的襄阳和樊城，位于汉江中游，两城夹汉江而立，南为襄阳，北为樊城。襄阳和樊城，地理位置独特，自古以来就是军事重镇。

东汉末年，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率先攻取襄阳。即使在赤壁之战中大败，曹操也丝毫不放松对襄、樊的军事守备。刘备为了夺取襄阳，关羽率军争夺，历时四个月未得胜果，“隆中计策”破产。孙权失去襄阳就意味着失去了西翼屏障，周瑜和吕蒙就曾向孙权献计夺取襄、樊，但也多次进攻但无法占领。直到西晋统一北方，晋武帝先后派羊祜、杜预镇襄阳伐吴，孙吴在荆州上游的防线顷刻崩溃，吴国灭亡，三国鼎立的局面结束。

唐朝，因为襄阳独特的地理位置，便捷的水陆交通，使其在安史之乱之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宋金、宋蒙元对峙中，发挥着决定南宋朝廷生死存亡的巨大作用。

北宋靖康之难后，襄阳在内的襄汉六郡沦入伪齐的统治之下，切断了南宋与川陕联系的通道，控制了南宋东达山东，中跨襄汉，西到陇中的大片疆土，襄汉地区的丧失使得南宋防御体系出现了一个大的缺口。岳飞收复襄阳后，发展屯田，流民尽归，练兵讲武，修缮军械，控制长江中游以及汉江中下游地区，成为南宋抗击金军侵略的重要前沿阵地，使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金军不敢贸然进犯。

岳飞死后，1161年至1206年金军四次攻打襄阳，南宋都取得了襄阳守城战的最终胜利，保护了襄阳城的安全，也成功阻止了金兵的进一步南下。

襄、樊分立汉水南北两岸，是南宋整个国防体系的关键。襄阳当地有俗语称：“铁打的襄阳，纸糊的樊城”，意在说襄阳城固若金汤，易守难攻，而攻取樊城易如反掌，所以，蒙元军在进攻之时，把主要精力都用在围攻襄阳城上。、

宋代襄阳城，在汉代土城的基础上又以砖石多次重建，并增筑炮台，建雁翅城，在东、南、西三门外各筑瓮城一座，城北临汉水，另外对城墙也进行了加宽加固，城高池深。汉水北岸的樊城也多次重筑，东西皆有雁翅城，城北有清河，两城互相策应，形成掎角之势。

汉水不同于长江，河道较狭窄，且水流量较小，使得南宋大型战船难以进入汉江水面作战，而且援襄军队，运送战略物资之时，乃逆流而上，运行速度极慢，易遭蒙元军伏击，于是南宋军丧失了水战和水运的优势。

在攻围襄阳的同时，蒙元反复对襄阳守将吕文焕进行劝降。但襄樊当时并未到粮尽援绝之境，因此吕文焕并无降意，仍然继续坚守襄樊。

此时，襄阳通往外围的水路都被断绝，陷入完全孤立的境地。蒙元军先进攻樊城，妄图破樊城后从北面完全孤立襄阳城。1272年12月，樊城被蒙元军攻破。

攻陷樊城呼，蒙元派降将唐永坚入襄阳劝降吕文焕，再次被吕文焕所拒绝。

在外援完全断绝的情况下吕文焕孤守数年襄阳城中兵尽粮绝，由阿里海牙将攻破樊城时使用过的工具移到襄阳城下，一炮击中襄阳谯楼，声如雷霆，城中汹汹，诸将纷纷逾城降元，最终于南宋咸淳九年（1273年）被攻破，吕文焕感到孤立无援，只得举城投降蒙元，由此打开了灭亡南宋的缺口，由襄入江汉平原，由长江直趋南宋大本营，一路势如破竹，南宋王朝不日而破。

襄阳守将吕文焕是一位忠君爱国、骁勇善战之士，但再忠义的将领也抵不住奸臣贾似道的迫害。在襄阳城苦苦支撑五年，最后在弹尽粮绝、朝廷拒绝支援的情况下无路可走，他念及忽必烈答应不伤襄阳百姓，于是选择了投降蒙元。《宋史·列传第二百九·忠义五》陈元桂、张顺、张贵、范天顺、牛富、边居谊等人的列传中都有对守将吕文焕的记载，但《宋史》却没有单独为吕文焕列传。

南宋蒙元之间，钓鱼城之战与襄樊之战为何会是两种不同的结局？

在钓鱼城之战中，由于蒙元军在战略战术上犯了错误而遭到失败的问题，暂时放慢了灭宋的步伐。而蒙哥死后忽必烈继位，积极推行汉法，加速蒙古的封建化进程，同时开始寻求新的灭宋战略突破口。蒙元许多将领经过反思，认识到襄樊的重要性并建议以此为新的战略进攻点。从此，忽必烈决心改变灭南宋的战略进攻重点，开始大规模建立水军，增强水战实力，改变了蒙元水军处于劣势的状况，以打破南宋蒙元之间的对峙局面。

忽必烈吸取了蒙哥汗重点攻蜀战略失误的教训，在攻围襄樊时，首先以夺取地盘和消灭宋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改变了过去抄掠的作战方式，并且大力发展水军和利用先进的回回炮，寻求制服南宋的战术优势。

为了长围久困，蒙元军队不仅使用了冷兵器时期的顶级重器回回炮，抛发巨石弹，而且在战争中变为抛发热，兵器火炮。蒙军一位火炮手叫张子君，他的祖父、父亲都是炮手。张荣因随成吉思汗征西有功，升炮水手元帅。攻樊城、襄阳时，张子君在阿术部下，多次建功，使起初在武器方面落后的蒙元军，转变为武器先进的蒙元军，势不可挡。

其次，对南宋降将刘整，不但听从其平宋计策进攻襄樊，还授以都元帅之职，让其与主帅阿术同议军事，对其寄予南征重任。

而取得胜利的南宋，统治者沉醉于歌舞升平的太平假象中，照样过着纸醉金迷、奢侈豪华的生活，为以后的襄樊之战埋下了失败的种子。特别是贾似道擅权，朝中的耿直敢言之士大多受到排挤。贾似道为解决日益急迫的军饷问题而实行的“公田法”，不仅没有达到兴利的目的，反而使南宋国力因之受到极大损害，将南宋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为了立威诸将和排斥异己，贾似道实行所谓“打算法”，迫害了大批战功卓著的将领，致使此后的襄樊之战中几无可有用之将，南宋军政遭到严重的破坏。在襄樊被围之时，南宋从根本上就未注重全力援襄，使元军逐渐完成了对襄樊的战略包围，致襄樊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在反包围战过程中，又犯了一系列的战术错误，在战斗中基本上执行了消极防御策略，导致了襄樊被元军长期围困的不利地位。虽有宋民兵援襄行动，但多有失败。宋军将领也有赴汤蹈火的将领，但没能改变大局。

金庸的武侠小说《神雕侠侣》第三十九回中有描写襄阳大战的桥段。作者金庸在写作此书之前曾熟读《元史》《新元史》《蒙古秘史》《续通鉴》等史书，再结合历史上对于襄阳之战或其他抗元战争的描写，将自己虚构的一系列武功卓绝的“大侠”加入到襄阳保卫战中，演绎出一幕幕激荡人心的“武侠历史”。金庸笔下的襄阳之战，也从未出现吕文焕这个名字，取而代之的是吕文德与王坚。

襄樊之战坚守了六年之久，是世界上历时最长、最惨烈的城池保卫战。在战争期间，忽必烈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蒙古人也从攻城掠地用以强行放牧转变为稳定田地农耕，一个新的王朝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