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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宋蒙元战争的历史上,双方曾发生了两次关键性的战役,即:钓鱼城之战与襄樊之战。
1234年南宋蒙元联合灭金后,窝阔台着手南下灭南宋计划。第二年,蒙元就发动了对南宋的战争,至此双方在襄阳交兵至1273年,共计38年。
随后蒙哥在位期间,注重屯田积粮,筑城驻兵,并沿南宋边境陆续建立了一批进攻据点,蒙元军队攻打大理,以实现自云南围攻南宋的战略目标。忽必烈即位以后,更是有针对性地,实施屯田,建立后勤补给基地,大力发展水军及扩大军队规模,积极做好物质和军事方面的大量准备工作。
1258年南宋宝祐六年,蒙哥汗正式出师南征,一路攻城拔寨、招降纳叛,最后率军进至合州,准备围攻南宋在川东地区的坚固据点钓鱼城。
选择四川为灭宋的主攻方向蒙哥犯了战略性错误。四川地理环境十分复杂,除川西平原外,大多是山高坡陡,林深草密,水流湍急,隘路难行的地形,使行军作战及粮饷运输都极为困难,特别是对习惯平原野战的蒙元骑兵更为不利,均为兵法中骑兵的“败地”“死地”。除了地形复杂外,四川不少地区夏季酷热,气候潮湿,疾疫频繁,这对一向畏暑恶湿的蒙古人来说也是不利的。
除了自然条件的不利因素外,镇守四川的是在两淮抗蒙元战争中战绩颇著的余玠。余玠根据四川多山的特点,充分发挥自身的地理优势,创建了山城防御体系,即在四川的主要江河沿岸及交通要道上,选择险峻的山隘筑城结寨,星罗棋布,互为声援,构成一套完整的战略防御体系。取长补短,发挥了南宋军步兵近身搏杀的特长,遏制了蒙元骑兵迅速突击的优势。在对钓鱼城的久攻不下的情况下,军中疾病的流行,加之蒙哥被石炮击中受伤而死,蒙元军被迫撤军北返。
1260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继承大汗位,仿效中原王朝,定年号“中统”,1271年进一步废除“蒙古”国号,取《易经》中的“大哉乾元”之义,定国号为“大元“(即大的开始的意思)。
十年后,蒙元军队卷土重来,1268年南宋咸淳四年九月,阿术与刘整率军始围襄阳,开始了长达六年之久的襄樊之战。
两宋时期的襄阳和樊城,位于汉江中游,两城夹汉江而立,南为襄阳,北为樊城。襄阳和樊城,地理位置独特,自古以来就是军事重镇。
东汉末年,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率先攻取襄阳。即使在赤壁之战中大败,曹操也丝毫不放松对襄、樊的军事守备。刘备为了夺取襄阳,关羽率军争夺,历时四个月未得胜果,“隆中计策”破产。孙权失去襄阳就意味着失去了西翼屏障,周瑜和吕蒙就曾向孙权献计夺取襄、樊,但也多次进攻但无法占领。直到西晋统一北方,晋武帝先后派羊祜、杜预镇襄阳伐吴,孙吴在荆州上游的防线顷刻崩溃,吴国灭亡,三国鼎立的局面结束。
唐朝,因为襄阳独特的地理位置,便捷的水陆交通,使其在安史之乱之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宋金、宋蒙元对峙中,发挥着决定南宋朝廷生死存亡的巨大作用。
北宋靖康之难后,襄阳在内的襄汉六郡沦入伪齐的统治之下,切断了南宋与川陕联系的通道,控制了南宋东达山东,中跨襄汉,西到陇中的大片疆土,襄汉地区的丧失使得南宋防御体系出现了一个大的缺口。岳飞收复襄阳后,发展屯田,流民尽归,练兵讲武,修缮军械,控制长江中游以及汉江中下游地区,成为南宋抗击金军侵略的重要前沿阵地,使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金军不敢贸然进犯。
岳飞死后,1161年至1206年金军四次攻打襄阳,南宋都取得了襄阳守城战的最终胜利,保护了襄阳城的安全,也成功阻止了金兵的进一步南下。
襄、樊分立汉水南北两岸,是南宋整个国防体系的关键。襄阳当地有俗语称:“铁打的襄阳,纸糊的樊城”,意在说襄阳城固若金汤,易守难攻,而攻取樊城易如反掌,所以,蒙元军在进攻之时,把主要精力都用在围攻襄阳城上。、
宋代襄阳城,在汉代土城的基础上又以砖石多次重建,并增筑炮台,建雁翅城,在东、南、西三门外各筑瓮城一座,城北临汉水,另外对城墙也进行了加宽加固,城高池深。汉水北岸的樊城也多次重筑,东西皆有雁翅城,城北有清河,两城互相策应,形成掎角之势。
汉水不同于长江,河道较狭窄,且水流量较小,使得南宋大型战船难以进入汉江水面作战,而且援襄军队,运送战略物资之时,乃逆流而上,运行速度极慢,易遭蒙元军伏击,于是南宋军丧失了水战和水运的优势。
在攻围襄阳的同时,蒙元反复对襄阳守将吕文焕进行劝降。但襄樊当时并未到粮尽援绝之境,因此吕文焕并无降意,仍然继续坚守襄樊。
此时,襄阳通往外围的水路都被断绝,陷入完全孤立的境地。蒙元军先进攻樊城,妄图破樊城后从北面完全孤立襄阳城。1272年12月,樊城被蒙元军攻破。
攻陷樊城呼,蒙元派降将唐永坚入襄阳劝降吕文焕,再次被吕文焕所拒绝。
在外援完全断绝的情况下吕文焕孤守数年襄阳城中兵尽粮绝,由阿里海牙将攻破樊城时使用过的工具移到襄阳城下,一炮击中襄阳谯楼,声如雷霆,城中汹汹,诸将纷纷逾城降元,最终于南宋咸淳九年(1273年)被攻破,吕文焕感到孤立无援,只得举城投降蒙元,由此打开了灭亡南宋的缺口,由襄入江汉平原,由长江直趋南宋大本营,一路势如破竹,南宋王朝不日而破。
襄阳守将吕文焕是一位忠君爱国、骁勇善战之士,但再忠义的将领也抵不住奸臣贾似道的迫害。在襄阳城苦苦支撑五年,最后在弹尽粮绝、朝廷拒绝支援的情况下无路可走,他念及忽必烈答应不伤襄阳百姓,于是选择了投降蒙元。《宋史·列传第二百九·忠义五》陈元桂、张顺、张贵、范天顺、牛富、边居谊等人的列传中都有对守将吕文焕的记载,但《宋史》却没有单独为吕文焕列传。
南宋蒙元之间,钓鱼城之战与襄樊之战为何会是两种不同的结局?
在钓鱼城之战中,由于蒙元军在战略战术上犯了错误而遭到失败的问题,暂时放慢了灭宋的步伐。而蒙哥死后忽必烈继位,积极推行汉法,加速蒙古的封建化进程,同时开始寻求新的灭宋战略突破口。蒙元许多将领经过反思,认识到襄樊的重要性并建议以此为新的战略进攻点。从此,忽必烈决心改变灭南宋的战略进攻重点,开始大规模建立水军,增强水战实力,改变了蒙元水军处于劣势的状况,以打破南宋蒙元之间的对峙局面。
忽必烈吸取了蒙哥汗重点攻蜀战略失误的教训,在攻围襄樊时,首先以夺取地盘和消灭宋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改变了过去抄掠的作战方式,并且大力发展水军和利用先进的回回炮,寻求制服南宋的战术优势。
为了长围久困,蒙元军队不仅使用了冷兵器时期的顶级重器回回炮,抛发巨石弹,而且在战争中变为抛发热,兵器火炮。蒙军一位火炮手叫张子君,他的祖父、父亲都是炮手。张荣因随成吉思汗征西有功,升炮水手元帅。攻樊城、襄阳时,张子君在阿术部下,多次建功,使起初在武器方面落后的蒙元军,转变为武器先进的蒙元军,势不可挡。
其次,对南宋降将刘整,不但听从其平宋计策进攻襄樊,还授以都元帅之职,让其与主帅阿术同议军事,对其寄予南征重任。
而取得胜利的南宋,统治者沉醉于歌舞升平的太平假象中,照样过着纸醉金迷、奢侈豪华的生活,为以后的襄樊之战埋下了失败的种子。特别是贾似道擅权,朝中的耿直敢言之士大多受到排挤。贾似道为解决日益急迫的军饷问题而实行的“公田法”,不仅没有达到兴利的目的,反而使南宋国力因之受到极大损害,将南宋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为了立威诸将和排斥异己,贾似道实行所谓“打算法”,迫害了大批战功卓著的将领,致使此后的襄樊之战中几无可有用之将,南宋军政遭到严重的破坏。在襄樊被围之时,南宋从根本上就未注重全力援襄,使元军逐渐完成了对襄樊的战略包围,致襄樊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在反包围战过程中,又犯了一系列的战术错误,在战斗中基本上执行了消极防御策略,导致了襄樊被元军长期围困的不利地位。虽有宋民兵援襄行动,但多有失败。宋军将领也有赴汤蹈火的将领,但没能改变大局。
金庸的武侠小说《神雕侠侣》第三十九回中有描写襄阳大战的桥段。作者金庸在写作此书之前曾熟读《元史》《新元史》《蒙古秘史》《续通鉴》等史书,再结合历史上对于襄阳之战或其他抗元战争的描写,将自己虚构的一系列武功卓绝的“大侠”加入到襄阳保卫战中,演绎出一幕幕激荡人心的“武侠历史”。金庸笔下的襄阳之战,也从未出现吕文焕这个名字,取而代之的是吕文德与王坚。
襄樊之战坚守了六年之久,是世界上历时最长、最惨烈的城池保卫战。在战争期间,忽必烈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蒙古人也从攻城掠地用以强行放牧转变为稳定田地农耕,一个新的王朝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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