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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季节
“往前看,别回头啊。”
《漫长的季节》结尾中,知道儿子溺亡真相的王响,追着火车,对年轻的自己喊出这句话,喊完,他站在原地看着远去的火车,背景音乐缓缓响起姜育恒唱的《再回首》。
这一幕,看哭了20多万人。
当剧中的人物已经不再执着于难堪的过去,走出困住他们的那个秋天,在飘雪的冬天重新开始生活时;剧外的看客们,还依然困在剧情中,一遍遍重刷感慨他们的命运。
收官当天,热搜上对它的评价只有两个字:封神。整部剧的评分也从一开局的9.0飙升到9.5,破了豆瓣近五年国产剧的最高评分纪录。
有人说,它赢就赢在往悬疑的外壳之下,套进了一个时代下小人物命运的内核。出彩的不是故事,而是人。
全剧围绕着“王响”展开。
他是个笑着哭的悲剧小人物,经历了一个从上到下的落差过程。
1997年的王响,活得有底气,有脸面。在他眼里,他爸挖过桦钢的第一锹土,从厂史上,他们家就是“名门望族”。
他的厂编制,就是下半辈子的保障。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哪儿黄了,就算桦林黄了,我们桦钢黄不了”。还经常微抬着下巴,眼皮一耷拉,眼睛一斜,就开始到处教训人。
他以主人翁的姿态怼老职工:“垃圾箱翻成垃圾堆了,能翻出大彩电呢?桦钢是我家,卫生靠大家,作为退休老职工,这点觉悟都没有啊?”
就连老婆、孩子,他都放不下那种优越的劲儿。
妻子拿来油条,怼妻子:“都懒出花来了,拿个盘子装。”
看到儿子在写诗,不懂装懂,也要教育两句:“诗这个玩意儿讲究个合辙押韵,第一句打个响指吧,第二句就应该是吹起小喇叭,嗒嘀嗒嘀嗒。”
看到儿子不耐烦,就开始教训,灌输他说的绝对正确的观念,并说教儿子:只有进厂,才是正经工作。
面对厂长,他也保持着一种根正苗红的清高:级别没你高,但厂身份比你高贵。当厂长勾结外人捞钱,还乱搞关系;保卫科长倒卖公家财物,被王响发现后,他没有同流合污,把人得罪光了。
到了1998年下岗潮,王响的优越、骄傲全都被现实碾成了灰。
他的名字在下岗名单里,以往劳模的身份并没有任何帮助。王响开始慌了,他找到刑警队长,积极参与碎尸案,想立功来保住这份工作,却没意识到时代已经开始变了。
但他还固执的认为,厂子只是暂时遇到了困难,可命运的多米诺骨牌一旦开始,就再难停下。
王响还没保住工作,儿子就意外身亡了,他心里的支柱倒塌了一大半。看到尸体那一刻,他从以往对儿子惯用的父亲威严的“起来”,变成小声恳求“爸不说你”,再到最后崩溃大哭,一声“阳儿”喊尽了他的绝望。
回家面对妻子,一向大男子主义的王响,小声问出了一句:“儿子像摆这行不行。”
但几个小时后,妻子自杀了,王响嘴里拼命喊着“救命”,更像是喊给这个时代听的,他低头示弱了,但时代的车轮只是匆匆碾过,留给王响的只有认命。
一天之内,他给妻子、儿子办销户,户口上只留下他一个人,就是这么苦的一个角色,后期却一直在笑。
但笑得越多,就衬得他愈发可怜。
有一场戏,是王响做好了一桌饭菜,梦到儿子回来了,他们一起吃饭。全程王响没有掉一滴眼泪,嘴上一直挂着笑,忍着哭腔给儿子介绍桌上的菜,催促儿子吃水捞饭。
该哭的地方,王响却一直在笑,这种强撑的若无其事,就是在告诉自己,真的在跟儿子对话。
面对爱的人,他也是笑着放手,一句“祝福,勿忘我”跟巧云作了最后告别。因为儿子王阳,他被困在过去,但他不能让爱的人也困在过去。
结尾,他得知儿子死亡真相后,没有如释重负的痛哭,只有淡淡的笑。他笑的是终于可以给儿子一个交代了,终于可以往前走了。
王响个人的悲剧和时代紧紧捆绑在一起,他的苦被范伟演出了层次。
从哭到笑,从强到弱,范伟揉进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对观众讲出了一个温暖的悲剧。这让不少人看红了眼:“以前看见范伟总想笑,现在看见范伟只想哭。”
甚至郑州、上海、武汉、泰安等10个城市的出租车师傅,在车上拉起横幅,为剧中的王响打气加油。
● 郑州出租车拉起横幅为剧中的王响加油
这不是第一次范伟的演技被认可。早在2004年,演完《看车人的七月》,他就不再是只会“卖拐”的范伟,而是“影帝”范伟。
只是太多观众的掌声还停留在20年前,记忆还停留在台上“脸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是伙夫”的范伟、《马大帅》里的辽北第一狠人彪哥,《刘老根》里的药匣子。却没意识到,范伟早已跳出喜剧人的框架。
他“影帝”的那一面,被忽略太久了,是时候该被看到了。
从小品演员到影帝
2005年,43岁的范伟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离开相声和小品。
他在一个采访里坦诚:压力太大了,容不得一点错。2005年上台口误那次,把“非常6+1”说成了“非常6+7”,感觉到了极限,再也上不了了。
再加上自己性格太过内敛,相声又需要很外放,站到台上,自己就是自己,不适合也很难改变。哪怕范伟已经有了很多经验,该说贯口的时候依然会紧张,没办法的事儿。
而演电影、电视剧就不一样,一进入角色,可以是范德彪药匣子、王抗美,随便一个人,这让范伟自在很多,也自信很多。
可他想彻底撕下自己喜剧人的标签,并不容易,他演的喜剧太火了。观众一看到他就想笑,成了导演选角时最担心的地方。
2004年,范伟找到《看车人的七月》的导演,想争取杜红军这个看车人的角色,但对方只是敷衍地说了一句:“回头聊”。
他觉得范伟身上的喜剧成分太重了,又不是科班出身,不是一个最佳选择。
这种不看好,范伟习惯了。从儿时学艺,他就听过太多的拒绝:学舞蹈条件不太好,搞声乐也是业余,拜师学相声被说条件一般。
从来不是天赋型选手,靠的只有努力。
2006年,范伟接下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文艺片《芳香之旅》,为了演好公交车司机老崔。还没开拍前,他揣摩人物的笔记就写了一万多字。
人物是劳模,他就三个月不吃一粒米,让形象更接近。人物变成植物人,他就专门跑去医院观察植物人,发现植物人对外界是有反应的。拍这场戏时,他把这个细节加了进去。当春芬坐在老崔床边一边哭一边说话时,同一时间,躺在床上不能动的老崔也流出了一滴眼泪。
为了把小人物演活,范伟每天都在琢磨细节。
2003年拍《手机》的时候,他演的是一个河南农民,需要说河南话,而范伟是东北人,为了说得像,他专门跑到郑州,请了一个人到宾馆,专门听他说那几句台词,直到当地人听了没问题为止。
造型也是他观察到当地农民,穿着跨栏背心、外面穿个汗衫,嘴里叼一根烟卷,八字步,挺着肚子走路。回去,他就用在了人物身上。
2008年,范伟演《耳朵大有福》里的王抗美。是个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人,为了符合这一点,范伟在骑车的时候,加了一个细节:先拍拍车座的灰。这是他从他爸爸那里观察到的,他们那辈人都有这种习惯。
还有一买一送的两个细节,范伟也很在意。
一处是他在小卖部里,泡了一包1块1的方便面,买了四瓶1块4的雪花啤酒,一盒1块5的大前门烟,总共花费9元钱。
另一处是他往外送东西,在退休欢送会上,王抗美把白皮中华烟送给了单位同事,满不在乎地说:“拿去抽吧,家里还有。”
两处一对比,王抗美虚荣、爱面子的性格显露无疑,这个人物就演活了。
到了2016年,他拍《不成问题的问题》,在里面演一个好坏难分的农场主任,有一场戏是丁五原落水后走上沙滩,范伟就问道:“我应该在镜头前停下再走还是继续走?”这样一个细节,他琢磨了好久。
许鞍华评价他的表演:“他演一个不能说是坏人的角色却诚恳到可怕,表演还可以幽微到如此地步。”
凭借这个角色,范伟拿下了金马影帝。
从此,范伟演出了自己的戏路,没有所谓的演技炸裂,只有落地的真情实感。
用当初入行学艺的笨拙,一点点在影视圈拼着范伟的名字。
58岁,范伟拍《我和我的家乡》时,连续淋4天雨也毫无怨言。60岁,拍《漫长的季节》时,他4点半就起床画老年妆。
当观众一次次因为“老范”“王响”泪流满面,惊觉眼前让他们哭的人,就是曾经逗笑他们的范伟时,他早已获奖无数——
金马奖、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开罗电影节的特别表演奖、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最佳男演员奖……
从相声圈消失18年的范伟,再认识时,已然是一个老戏骨了。
以前他擅长搞笑,现在擅长的是演好一个个小人物。
丢掉的“双拐”
在《漫长的季节》播出后,有人采访范伟:“为什么演王响?”
“年纪越大越想演点复杂的人。”
范伟的这个回答,在2019年演《长安道》时,也说过一次。
他在那次采访里说:“(人物)别一直煽情,不管好人坏人,你得有逻辑。哪怕是个悲情人物,里面稍微有一点幽默元素,喜剧人物里边有一点悲剧底色,这样的人物也可信,演起来也会有意思。”
这是他给自己定下的一个挑战:专门接复杂的角色。
“我希望观众能够看到我在电影中不一样的表现,我不想只是做一个有名的演员,我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演员。”
这种严苛要求的背后,是范伟敏感、自卑的性格。
从小,他就活在家里定的规矩里。
小时候,有个舅舅到他家做客,就吐槽:“在老范家啊,这杯水,要喝一口添一口。”因为还是小孩的范伟就端着茶壶站在旁边,看他喝一口就赶紧加一口水。
这是父母的要求,他必须做。
这导致他长大后特别不自信,对什么事儿都很较真,渴望被人认可。
结婚后,有次夏天,他流着汗在厨房里做了一大碗红烧肉,端出来给老婆孩子,特别自豪地说:“吃吧。”结果两人一口没动,他就发火了。
因为他自己在80年代的时候,不怎么能吃到肉,只能偷摸做一碗红烧肉,冬天的时候放在床底下,每次吃饭拿出来吃一点,开上三四天的荤。现在条件好了,自己又费很大心思做出来,家里没一个人领情。
一气之下,范伟就把那碗红烧肉全吃光了,一甩筷子就出门了。妻子打了十几个电话也不接。
因为一碗红烧肉,他生了最大的一次气。他在节目上说到这件事时说:“太希望得到认可了,不希望给大家带来失望。”
在演戏上也是如此。
哪怕拿过很多奖,被人夸是表演天才,他也一直提醒自己:什么是天才,就是不费什么劲,又把它做得很漂亮。而自己是费挺大的劲,最后只做得差不多。
所以他在表演上特别一根筋,每演一个人物,都会倾注很多心血。
小津安二郎导演曾说过:“人生和电影都是以余味定输赢。”这句话,在范伟饰演的每一个小人物里都能看到。
喜剧的外衣,悲剧的底色,你能从那些人物身上看到自己,也能看到人性、社会。
比如王抗美、王响,他们身上底层打工人失业后的难,直接抛出一个现实问题:底层中年人失业后,面临的养老、生计怎么解决。
王抗美退休后,却上要养80多岁的父亲,下要养不务正业的儿子,老婆还生病住院。他去擦鞋被无赖敲诈;去蹬三轮身体不行;去干传销又被查封。
中年人,只有银行卡上的空白和一地鸡毛的生活。
王响也是如此,抛开丧妻丧子,他同样遭遇了“被下岗”,当年的下岗潮,现在的裁员潮,不同的时代,中年人的境遇却完全一样。
还有最经典的范德彪,他被开除、被人骗钱、开垮美容院、举报黑诊所再次失业。永远在折腾,永远在失败,在《马大帅》播出20年之后,还有很多年轻人用着彪哥的那句“咔咔咔!我挠~挠他!”,来对抗不如意的现实。
小人物身上不光有难,有苦,还有乐。
范德彪、王抗美、王响这三个是典型的苦中作乐。他们的生活态度就是:“彪”着活,用幽默去消解生活带来的苦难。
小人物就像范伟带到观众面前的一个镜子,将现实照进影视,看的人苦的龇牙,但又忍不住咧嘴。
哭过笑过后,我们最终还是选择颤巍巍地起身,整理干净自己。
掩掉所有狼狈。
然后头也不回地,往前看,向前走。文/贺兰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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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照生成时间:2023-05-06 21:4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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