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晚清官书局

所谓晚清官书局，指同光时期由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同治中兴名臣开其端，诸省督抚大吏倡其行或承其绪，职业经理人（提调）和校勘专家（总纂和分校者）、刻工落其实，自下而上并受到清廷认可或饬办的官办书籍出版机构。晚清官书局刻书总体上被誉为底本精良、校勘审慎、售价低廉，为维护晚清文化秩序、振兴文教、传承文脉做出了突出贡献，其刊刻的书籍常被称为“局本”。它的对象和范围包括：晚清同光时期，地方督抚大员、官绅倡行或设立的诸省书局以及翻译馆、编译书局等地方性官办出版机构。目前学界所研究的晚清官书局现象，主要集中于同光时代兴起的“地方官书局”，包括以校勘、刊刻传统经、史、子、集等国学（旧学）书籍为主的传统地方官书局和以翻译出版西学书籍为主的新式地方官书局（如广州同文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江楚编译局等出版机构）。它集校勘、刻书、印制、销售发行于一体，有着明确的底本选取和刊刻思想、出版原则或宗旨，固定的校勘人员和刻工，相对稳定的经费筹集渠道和销售渠道，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出版基本特征，系“具有真正意义的地方官办出版机构，在古代出版史上堪称一次重要的制度变革。”本文所讨论的30家晚清时期的传统地方官书局（不包括广州同文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江楚编译局等编译刊书机构），竞相延聘群儒，校勘群籍。及至甲午战争之后的近代民营出版业崛起之前，晚清地方官书局校勘群籍、中学与西学并重，刊书流布之富，校勘之精、影响之大，成为1860-1900年代中国近代出版业的主流。

目前有少量关于晚清官书局现象的研究成果问世，如邓文锋的《晚清官书局述论稿》、吴瑞秀的《清末各省官书局之研究》等专著，梅宪华的《晚清的官书局》、王晓霞的《晚清官书局三则问题考略》等论文，但这些研究文献的主要不足之处在于：一是研究视野比较局限，没有把晚清官书局兴盛现象放到晚清以来广阔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背景中，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角度加以考察和分析，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晚清地方官书局现象的成果更是付之阙如；二是研究模式单一化，沿用传统治史方法，局限于“产生-发展-兴盛-消亡”的历时性线性思维模式，缺乏共时性的综合考察。本文力图克服前人成果的研究局限性，把晚清传统地方官书局兴盛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并以湖北崇文书局为重点考察对象，探析晚清地方官书局的出版文化理念。

晚清传统地方官书局以维护孔孟之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正统文化意识形态、传儒家先哲之精蕴、振兴文教、传承文脉、巩固传统文化统治秩序为出版宗旨或总体指导思想，其主要出版文化理念体现在：一是选题理念，其文化表征在于其以程朱理学为宗的经学出书品种、考据之学出书品种与严谨的校勘风气中，在尊崇程朱理学的基础上，兼采宋学；同时，晚清地方官书局出版传统儒学、经史子集书籍，重在传承文化、振兴文教、经世致用；二是校勘理念，以“求善而刻，考证宜确”为文化理想和追求；三是刊刻理念，强调刻板之精者，须兼“方粗清匀”四字之长；四是经营理念，树立出版品牌，以流传为本，以书养书，平值售书。按购买力水平对消费者进行分层，同种刻本书选用不同的纸张，采用不同的定价策略，以廉价惠及寒门士子和书院学子，使之有书可读；强调“平值售书”，嘉惠学林。晚清时期，由于地方文化传统和文化基础、文化特色不同，不同省域的传统地方官书局具有自己的出版文化理念和文化特色。比如，武昌地处中部内陆城市，扼长江上游之津关，挽东南诸省之枢纽，长期受荆楚、湖湘文化浸洇，素有程朱理学之学术风气和读书入仕、耕读传家的社会文化风气，且有开明洋务派封疆大吏如胡林翼、李鸿章、李瀚章、张之洞、曾国荃、端方等官员的文化支持与经费襄助，他们甚至亲自参与校勘刻书。湖北崇文书局在这种政治、文化和社会氛围中，尤其在地方督抚大员支持和主持者胡凤丹提调的开拓耕耘下，形成了自己的出版文化理念与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