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和四个》：藏地电影的类型化探索与突破

本文转自：光明网

作者：张经武 范晨琦

藏地电影往往通过传统节日、宗教信仰、民俗习惯等主题，讲述民族志式的故事，探讨生命哲思、社会议题或现代化浪潮下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展现藏族地区的自然风光、人文色彩和文化底蕴。藏地电影导演以高度写实主义的手法讲述非类型化的藏地故事，或捕捉日常生活中的细节，描绘人与人之间细腻的情感，或记录广阔无垠的地理景观，展示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呈现出鲜明的个人风格和作者意识。

万玛才旦的“藏地三部曲”（《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老狗》）开启了“藏地电影新浪潮”时期。此后，藏地电影不断推陈出新，试图打破既定叙事与刻板印象，从宏大叙事走向微观个体，从历史叙事转向当代社会境遇，向外界传递多样化的声音和导演个性化表达，深入探讨边缘空间中的身份归属、内心挣扎、失落与救赎等问题。基于“藏地电影新浪潮”语境思考，电影《一个和四个》无疑走上了类型化的探索道路，以“罗生门”式叙事打造“悬疑感”，聚焦角色的身份反转与心理博弈；以封闭叙事空间营造“肃杀感”，展现四个陌生人的心理活动；以隐喻化的象征符号构建“超现实感”，回归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借以观照人性，讲述一则“罗生门”式的寓言故事。

以“罗生门”式叙事打造“悬疑感”

“罗生门”式叙事最早出现于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罗生门》，后来被导演黑泽明运用到他的电影《罗生门》中。这种叙事方式以多角度、多版本、多视点为特色，旨在呈现不同人物之间的记忆主观性和叙述相对性，从而表现事件真相和现实的复杂性。

《一个和四个》改编自藏地作家江洋才让的同名短篇小说，讲述护林员桑杰、真假警察和盗猎分子之间的故事。影片改变了藏地电影的纪实美学和线性叙事结构，以犯罪悬疑题材为切入点，采用非线性的叙事结构，通过不断的闪回和交叉剪辑，将观众引入同一故事的不同时期和不同视点，逐步揭开来访者的身份谜团。影片中，多重视角的“罗生门”式叙事奠定了电影的悬疑基调，始终围绕“谁是警察”“谁是盗猎分子”的身份谜题展开叙事。高个子为了证明自己的警察身份和追捕盗猎分子的行动，流利地背出自己的警号，出示警察证件，并将桑杰带回事发地。经过实地走访和日常相处，桑杰逐渐放下戒备，选择相信高个子。然而，随着村民根宝和矮个子警察的加入，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的身份解读，三人各执一词，打破了桑杰和观众认知里“先入为主”的真相，让案件变得更为错综复杂、扑朔迷离。

此外，从人物设置来看，不断反转的角色身份为影片制造了更多悬念。护林员桑杰始终站在观察者的角度，如同银幕前的观众一样，以客观视角审视整件事情的经过。高个子、根宝和矮个子则是“不可靠的叙述者”，分别以主观视角呈现记忆中的事件，角色之间的身份博弈与各执一词的真相导致影片情节的多重反转，推动文本悬念感的生成、悬置与延宕，形成迷雾重重的“罗生门”困境。

以封闭的叙事空间营造“肃杀感”

对于绝大多数的藏地电影而言，故事发生地基本上是具有开阔视野的外部地带，光、声、景将电影图像变成一个动态的世界，描绘人与人、人与宗教或人与自然的故事，传递质朴无华的藏族风情与生生不息的理想信念。此外，角色的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景观并行不悖，个体的焦虑、痛苦、希望以及幻想不断在崇山峻岭、广袤无垠的自然景观的展示中具象化、生动化，人物迷茫的内心情感延伸至藏区神圣崇高的景象，二者形成鲜明对比。然而，《一个和四个》将重心从外部景观回归内部空间，以封闭的叙事空间、逼仄的密闭环境和动感的电子音乐营造一种扑面而来的“肃杀感”。

首先，影片的主要情节、故事转折和最终结局都发生在护林员的小木屋。受到封闭空间的限制，人物之间的频繁互动成为推动情节向前发展的重心。暴风雪来临之际，护林员、警察和盗猎分子都聚集到了同一片屋檐下，他们必须在有限的空间内应对挑战、寻找真相。封闭的叙事空间还打造了一种“游戏感”。观众更容易专注于角色之间的互动与剧情的走向，通过现有的人物身份和有效信息推理人物动机，从而上演一出沉浸式的“荒野狼人杀”。

其次，影片运用大量的特写镜头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创造戏剧张力的同时营造紧张刺激的氛围。藏地电影往往通过一系列的长镜头、广角镜头或固定镜头展开叙事，缺乏人物的面部特写，与观众始终保持疏远的距离。《一个和四个》不断运用特写镜头，捕捉人物面部细微的表情变化，拉近角色与观众之间距离的同时，描绘出表象背后暗流涌动的矛盾与暴力，木屋里人与人之间对峙的紧张关系与门外大雪纷飞的萧瑟环境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外，影片的开头和结尾分别出现了定格镜头，暗示时间的静止。木屋里的时钟从未转动，直到所有的猜忌和怀疑落下帷幕，才重新开始转动。当镜头对准墙上停滞的时钟，先前的客观视点转向桑杰的主观视点，巧妙刻画了这位“荒野苦行僧”内心的犹豫与懦弱。

最后，影片采用诡谲多变的声音效果，融入藏地当地的特色，又颇具现代性的节奏感。桑杰和高个子返回木屋的途中，遇到了一只受伤的鹿，饥肠辘辘的高个子朝着鹿开枪，此时，萦绕在耳边的耳鸣音效，既放大了护林员桑杰惊恐的情绪，也为这场荒野侦查之旅增添了几分沉浸感。桑杰和高个子吃兔肉的桥段，配以富有节奏感、金属气质的电子音乐，一来一回的正反打镜头之间产生了戏谑的韵味，与先前桑杰谴责高个子猎杀鹿的桥段形成极大的反差感。

以隐喻化的象征符号构建“超现实感”

《一个和四个》还通过隐喻化的象征符号构建“超现实感”，以动物的灵性和大自然的深不可测审视人性险恶。从外部景观来看，粗犷磅礴的自然风光、冰冷萧瑟的林海雪原，烘托了藏地故事的神秘氛围。雪地、枪支、猎人和猎物等影像符号，为这部犯罪悬疑电影增添了几分西部色彩。

从影像符号来看，鹿贯穿了整部影片，既是导火索，也是旁观者。鹿一共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桑杰和高个子前往事故的地点，为猎枪寻找子弹。第二次是二人返回林中小屋的过程中，发现被捕兽器夹住腿脚的鹿，此时的鹿已经被夺去鹿茸，奄奄一息。第三次是在影片的结尾，四人紧张刺激的对峙过后，那只鹿撞开了桑杰的门，注视着最后的局面。鹿作为旁观者，始终目睹着四人之间的较量，同时也见证着人类命运的反复无常。木屋中决斗的高个子、矮个子和根宝反复证明自己的清白，只有这样做才能生存下去。至此，人物身份已然不重要。影片呈现了人性最为复杂的一面，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与相互猜忌，讲述了一则“罗生门”式的寓言故事。

从题材、类型到拍摄手法，《一个和四个》追求类型化的探索与突破，具有较高的完成度和工业水准，展现了藏族电影人的全新面貌和创作活力，也预示着藏地电影的类型化转向；从立意、主题到叙事，《一个和四个》不囿于传统的藏地叙事与深刻主题，探索极端生存境况下人性的阴暗面，犯罪悬疑电影的类型框架下蕴藏着更为作者化、风格化和地域性的个人表达，为藏地电影和类型电影的结合寻找更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