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明代著名的一位藏书家——祁承㸁

我国历史文化悠久，典藏文献的产生源远流长，藏书事业成为我国文化史上一个十分光彩的部分，而这在明朝显得极为突出。据清代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一书记载，明代私人藏书家达427人，在我国古代藏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澹生堂是明末最著名的藏书楼之一，其主人是明代著名的一位藏书家——祁承㸁。

1澹生堂主人之生平和业绩

祁承㸁，明代藏书家、目录学家，字尔光，号夷度，又称旷翁，晚号密园老人，明绍兴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生于嘉靖四十二年(1562年)，卒于崇祯元年(1628年)。祁承㸁的父，父亲都是进士出身，由于出身官宦书香门第，受家庭的熏陶，他自幼就十分喜欢读书，并且一生酷爱读书、藏书，于图书“生死以之”，正所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澹生堂藏书9?000多种，10万余卷，比天一阁藏书还多三万余卷。《澹生堂藏书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记录藏书家关于读书、藏书经验的理论专著。《澹生堂藏书目》和《庚申整书略例》，创因、益、互、通四法，对目录学的贡献，有首创意义，成为清代学者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目录学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他一生“精於汲古”，所藏“多世人所未见”。所以澹生堂作为名重当时的藏书楼而名播遐迩。

2澹生堂藏书之搜集——澹生堂藏书的主要来源

2.1为上所遗

祁承㸁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祁清是进士，父亲祁汝霖也就读于国子监，所以家中图书略有所藏，他在《澹生堂藏书约》中说：“通奉公在仕二十余年。有遗迹书五七架，庋卧楼上。余每入楼，启钥取观阅之，尚不能举其义，然按籍摩挲，虽童子之所喜，吸笙摇鼓者，弗乐于此也。先孺人每促之就塾，移时不下楼，继之以呵责，恋恋不能舍。”[1]可见，虽然其上所遗之书无多，但对祁承㸁后来之“蠹鱼之嗜”却影响极大。

2.2为抄录馈赠

抄录，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所有私人藏书家图书的重要来源之一。澹生堂藏书，虽然如下所述，主要来源于祁承㸁平时的广泛搜集，但有时“行囊萧索，力不能及”，或求之不得而入他人邺架，祁承㸁只要耳目所及，必借来抄录。如：《致管席之》书中“或宅上邺架中一检，不妨借阅。录竟即专人函璧”，《与郭青螺书》中“凡老公邺架所藏，……俱烦命掌记者录一目见示。如向所未曾经目，则当借抄”。[2]似此，在《澹生堂文集》中所记颇多。想必是他每任职一处，总要搜访遗书，借抄收藏。特别是在河南任职期间，所抄最多也最重要。据黄裳先生《榆下杂说》中所记：“于中州所录书共百三、四十种，皆坊间所无，而京内藏书家所少者。”故全望曾说：“夷度先生精于汲古，其所钞书，多世人所未见。”累累巨观之抄本书乃是澹生堂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祁承㸁自己所言：“十余年所抄录之书，约以二千余本。”同时，他又进一步提出“纠合同志”，共搜遗书，相互借录。以致奇书秘本，常常不踵而集。同好如有所得，也往往馈赠之。

2.3为自己求购

澹生堂藏书大多数来自于祁承㸁一生不懈的购置。大略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他入仕以前。祁承㸁一生仕途坎坷，屡试不中，经常奔波于考场。每次赴杭州应试，乃“偏访坊肆所刻”，更向“委巷深衢”访求图书，“觅有异本，即鼠余蠹剩，无不珍重市归，手为补缀。”由于祁承㸁并非家财万贯，所以他只能靠平时节衣缩食、省吃俭用之所余来添购书籍。正如他所说：“十余年来，馆谷之所得，粥之所余，无不归之书”，甚至“内子奁中物，悉以供市书之值。”这一时期，经过广泛搜求、惨淡经营“合之先世”所藏，祁承㸁的藏书“颇逾万卷，藏载羽堂中”。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冬，“小怒不戒于火，先世所遗迹及半生所购，无片椟存者”。第二阶段是他入仕以后。虽然一场大火，使祁承㸁半生心血化为灰烬，然而他“蠹鱼之嗜，终不解也”。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祁承㸁得中进士，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他先后在山东、江苏、安徽、江西、河南等省为官。由于经济上的改观和活动能力的增强，为他广泛购置图书提供了方便，并于山阴梅里治旷园，以澹生堂为藏书之所。祁承㸁一生搜书之勤、求书之广，恰如他自己所说：“奇书示获，虽千里必以求，异本方来，即片笺之必宝。近而渔唱，远及鸡林(朝鲜)，往往聚海外之编摩，几不减域中之著作。”每得异书，他无不“惊喜异常，不啻贫儿骤富矣”。如他觅得抄本《越峤书》，“得之欲舞”；获觅之数年的《象旨决录》，“如渴得饮，急取读之，都忘风雪”。在他供职南京以后，他集中精力购求图书，同时“力寻蠹好，询於博雅，觅之收藏。兼以所重，易其所阙”。

通过上述方式至1613年，祁承㸁的藏书又“稍有次第”，约有三万卷左右。此后，经过他不懈的搜求以及结约同志，“互相裒集，广为搜罗”，几年间，他的藏书又增加了五、六万卷，并将其藏书编成《澹生堂藏书目》。《澹生堂藏书目》共分四部，四十六类，二百四十三子目，著录图书九千多种，约十万余卷，为当时江南各藏书家之冠。其藏书以明代文集、明代史料与地方史志最为丰富。澹生堂藏书的印记主要有：“山阴祁氏藏书之章”“子孙永珍”“旷翁手识”，等等。

3澹生堂藏书之散佚

澹生堂毁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一场大火，十多年心血付之一炬，这使祁承㸁认识到藏书“有聚无散”之难。面对自己节衣缩食、“典衣销带”之所藏，祁承㸁特与儿辈订立《澹生堂藏书约》，并手书藏书铭曰：“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核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要求他们“竭力以守”，“勿分析，勿覆瓿，勿归商贾手”，求“有聚无散”于万一。然而，“聚散自是恒理”，在祁承㸁死后的最初几年，其儿孙确能守其所约，澹生堂藏书保存完好。十几年后，发生了明末战乱，祁承㸁的子孙为避免澹生堂藏书散失，于1645年前后，将其转移到云门山化鹿寺，但澹生堂藏书却从此开始散失。据黄宗羲《天一阁藏书记》所记：“祁氏旷园之书，初庋家中，不甚发现。乱后迁至化鹿寺，往往散见市肆。”[3]概因祁氏诸子晚岁佞佛，视藏书如土苴，不少图书为沙门赚去卖钱而流失民间。其后，澹生堂藏书开始大量散失。考其所散，主要流于以下诸家之手：

(1)为黄宗羲的续抄堂。黄宗羲在澹生堂未散之前，曾多次登楼借观，深知澹生堂藏书之精。他曾言道：“夷度先生所积，真稀世之宝。”所以，澹生堂藏书初散，黄宗羲就入寺求书。他在《天一阁藏书记》中记道：“丙午(1666年)余与书贾入山翻阅三昼夜，余载十捆而出，经学近百种，稗官百十册。”其时，澹生堂藏书已有所失，故黄宗羲入山时，“宋元文集已无存者”，而黄宗羲和书贾挑选所遗，则“惟举业讲章、各省志书尚二大橱也”。

(2)为吕留良的讲习堂。前面所记与黄宗羲上山之书贾，乃吕留良所派。全望《小山堂祁氏遗书记》载道：“初，南雷黄公讲学于石门，其时用晦父子俱北面执经，已而以三千金求购澹生堂书，南雷亦以束分入参焉。交易既毕，用晦之使者中途窃南雷所取卫《礼记集说》、王NC24B！抖都事略》以去，则用晦所授意也。”[4]又沈玉清《冰壶集》云：“石门吕晚村与梨洲先生素善，延课其子。相传晚村以金托先生买祁氏藏书，先生择其奇秘难得者自买，而以其余致晚村。”黄吕二人为此而交恶以至绝交。这段公案之是非姑且不论，吕留良得到澹生堂所藏却已了然。吕留良也有一首《得山阴祁氏澹生堂藏书三千余本示大火》云：“阿翁铭识墨犹新，大担论斛换直银，说与痴儿休笑倒，难寻几世好书人。宣绫包角藏经笺，不抵当时装订钱，岂是父书渠不惜，只缘参透达摩禅。”可见，全望所谓“旷园之书，其精华归于南雷，其奇零归于石门”，信不诬也。

(3)为赵谷林的小山堂。赵谷林之母朱氏乃祁承㸁之子祁彪佳的外孙女。赵谷林的父亲与朱氏就是在旷园中东书堂内成亲的。当时赵谷林见澹生堂藏书，就“心思得之”，因朱氏“泫然流涕曰：‘亦何忍为此言乎”而作罢。其后，澹生堂藏书转移云门山化鹿寺时，家中尚有所遗。朱彝尊(下转第20页)(上接第6页)在其《静志居诗话》中载道：“参政藏书，将乱，其家悉载至云门山寺，惟遗无明来传奇多至八百余部，而叶儿乐府不与焉。予犹及见之。”料想澹生堂藏书，除黄宗羲、吕留良所得之外，先后零星散于民间者，亦复不少。赵谷林曾渡江访旷园旧迹，然旷园此时“则更无长物，只‘旷亭二大字尚存，乃奉以归”。由于赵祁两家之亲戚关系，赵谷林对澹生堂之遗书更是“一往情深，珍若拱璧”，着意搜求。赵谷林《爱日堂集》记道：“见得山阴《祁夷度先生文集》，又吴门王邵棠见遗澹生堂藏书印章，予蓄祁氏书仅数十册，年来欲广收而未能也。”后来黄宗羲的续抄堂毁于一火一水、吕留良则惨遭文字狱案中被抄家，两家动后所余之藏书也先后散出，想赵氏也必有所得。因此赵谷林之小山堂藏书中“亦多澹生旧本”，并且“独於祁氏诸本则别贮而NF667Ｖ”。后来全望在《小山堂祁氏遗书记》中叹道：“祁氏之书，其飘零流转而幸而得归于弥甥，以无忘其旧也，亦已NBE7CＲ印！[4]然赵氏所藏后又为广陵马氏所悉载而归。

辗转至今，澹生堂旧本已星散各家，寥寥无几。上世纪50年代，澹生堂佚书数十百册于绍兴复出，多为祁氏世守之自著书、明代乡试录及明刻戏曲总集。其多数尽归北京图书馆，残零则归浙江图书馆。现代藏书家黄裳先生也“所得颇富而精，自承鹨氮司员公粤西奏议，至祁晋原┰铝吉所藏，数世藏书皆有之。诸书以承┗鹨氮《两浙古今著作述考》稿本，彪佳《守城全书》《曲品》稿本，祁理孙、班孙手批《水月斋指月录》《五朝注略》，刻本彪佳《按吴政略》为最精；承┗鹨氮、彪佳乡试原卷及此家书数十通为最秘”。[2]然据黄裳先生估计，今日公私所藏之澹生堂之抄本书，“通计之亦不过二、三十种耳”[5]。

4澹生堂藏书之启示

虽然祁承㸁所建的澹生堂藏书楼距今已四五百年，且已楼毁书散，但祁承㸁的澹生堂以其藏书的“校勘精核”，且多为世人所未见，对当时图书文献的保存与传播之功是难以磨灭的。然而，观澹生堂之藏书，其聚之艰，其散之易，实令人感慨万千。而祁承㸁对图书苦苦以求、以至“艰险不避，讥诃不辞”之一生，更是令人肃然、潸然!他百折不挠聚藏典籍，不拘成规自创格调的实践与探索精神已成为中国藏书事业宝贵的精神财富，长久激励着后人，也是现代图书馆人学习的楷模和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