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至三国时期的汉中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统一的文字，统一的思想，统一的疆土，统一的民族心理定势，等等。

不过，由于我国幅员广大，民族众多，各地区发展并不平衡，更因为种种复杂原因，各地区在大一统的前提下，还存在着相当多的差别。

如此，就形成我国的地域文化。它如同一个个板块，拼构成了整个中华文化。

影视剧中的诸葛亮、刘备、关羽、张飞

其中，有一块虽则很小，但却不容忽视的板块，那就是汉中文化。

汉中北依秦岭，南屏巴山，四塞险固，汉江横贯其间，土地肥美，物产丰盛，是少有的天府宝地。

古人甚至认为，天上的银河与地上的汉水是遥遥相应的，所以《诗·小雅·大东》讲：

在他们心目中，汉水是纲纪，是大动脉，因此《诗·小雅·四月》写道：

从古人的这些观点，我们似更可以体会到汉中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而古代的汉中，地域范围比今天要大得多。

其东部，不仅包括今陕西安康地区，而且远达湖北陨阳地区；西部才是今汉中地区。

自西周到战国，这一带历史发展较为曲折，其归属屡经变更。在错综复杂的征服与被征服的过程中，汉中文化的发展不能不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

（影视剧中的诸葛亮）

当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文化冲突之后，随着政治局势的稳定，不同文化的融合亦不可避免。这样，古代汉中文化发展便呈现出了多元文化交汇的特点。

众所周知，诸葛亮是我国妇孺皆知的著名历史人物。他在汉中的活动，是以该地区作为大本营，兴师北伐，实现隆中对中所提出的战略构想，统一天下。

乍看起来，这类军事斗争似乎与文化无关。其实不然。须知，军事活动是人类历史上管理水平最高的共同活动。

战争不仅规模领先于同时代的其他各种共同活动，而且人类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每每也是最先应用于战争。

因此从深层次考察，军事活动对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从某种角度去看，战争是人类进步的巨大原动力。

正因为诸葛亮在汉中的八年是以军事活动为主的，所以他对于汉中文化的影响也就更集中、更突出。

如果说诸葛亮开创了汉中文化的新局面，是一点儿也不过分的。

然而，令人不无遗憾的是，古籍中记载诸葛亮军事活动虽多，但有关这些活动对文化的影响却语焉不详，这就给研究诸葛亮对汉中文化的贡献带来很大的困难。

以下我们只能根据仅有的极为零星的材料，做一些推断。从物质层面看诸葛亮对汉中文化发展的贡献，自诸葛亮进驻汉中开府理事后，汉中便集中了蜀汉最精锐的部队。

大量军事人员的骤增，必然使当地社会面貌发生新的变化。这种变化最显眼的，首先表现在物质文明方面。

古代物质文明的基础是农业。诸葛亮一向重视农业生产，主张“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其财”，反对“妨害农事”。

为了解决军需粮草，他在汉中大力发展屯田，设督农官，主管此项工作。这就直接加速了汉中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

今天汉中勉县的黄沙镇，即当年屯田开星出来的。翻开史籍，有关诸葛亮“休士劝农”的记载随处可见。

勉县出土的汉魏时期的陶制水田模型和农俑，近似地再现了当年农业发展的情景。

诸葛亮北伐期间，汉中地区因军需而带动起来的农业发展，基本上形成良性循环，故出现了“男女布野，农谷栖亩”的繁荣景象。

与农事密切相关的水利事业，在此期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大家知道，汉中为冲积盆地，向有陕西“小江南”之称。

境内河川纵横，水量丰盈，具有发展水利的良好先天条件。

1980年，汉中文物普查，发现古代堰渠遗址17处，陂池（塘库）遗址8处，有关水利灌溉设施的碑刻13通，充分说明古代汉中水利事业的发达。

在众多的水利工程中，刘邦居汉中时，由萧何曹参负责修筑、落成的“山河堰”（亦名“萧曹堰”），最负盛名。它灌溉南郑、褒城数万亩良田，对于军食民用，起了重要作用。

诸葛亮驻军汉中后，对山河堰“踵迹增筑”，使之在原有基础上，发挥更大的效能。

汉中文物普查中，发现的山河一堰（头堰）遗址，当为诸葛亮所整治利用者，发现的山河二堰、三堰遗址，即应为诸葛亮所“增筑”（创修）者。

从这些遗址可知，增筑是采用多级筑堰法（或称梯级筑堰法），这样不仅大大提高了河水利用率，而且有效地扩大了灌溉面积。

考古工作者在勉县发掘出土的汉魏时期的陶陂地、塘库模型，就是当地水利事业的一个缩影。

手工业是反映古代物质文明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诸葛亮既以汉中为基地，兴兵北伐，自然在这里集中蜀汉最精锐部队的同时，也集中了全蜀汉最高级的工匠，建造了为军事服务的最高超的工场、作坊。

在这些以军需为目的的手工业的带动下，整个汉中地区手工业的发展与进步，被推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影视剧中的诸葛亮和刘备）

当时制造军需品及武器数量很大，如刀、斧动辄即达数百枚或数千口，由此不难推见当时作坊生产的规模。

在制作工艺方面也极为先进。建兴十年（公元232），诸葛亮任蒲元为西曹掾，在汉中熔金铸刀。蒲取四川溶水用以淬水，制出削铁如泥的钢刀三千口。

当时做了一个实验，在竹筒内注满铁珠，然后“举刀断之”，结果“应手虚落”，观看的兵士无不称之为“神刀”。

定军山下出土的“扎马钉”、“箭头”、“铁刀”等，研究者考定即为诸葛亮所造。

其扎马钉有铜、铁两种，四角锋利，每角均长1.66公分，随手掷地，总有三角平衡着地，一角朝上直立，极尽工巧。

这些出土实物，具体地向我们展现了当时手工业高度发展的水平。军事需要有力地促进着科技的发展。

众所周知，诸葛亮是一位古代的全才，史称他“性长于巧思”，一生有许多发明创造，在古代科技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李氏所举的四项重大发明中有三项（八阵图、木牛流马及神弩）都是在汉中时的杰作，这无疑给汉中的古代科技史大大增添了光彩。

旧小说里每每把八阵图写得很神秘。其实剥开它神秘的外衣，不过是运用数学原理于阵法排列罢了。

用此阵法作战，不论敌从何方进攻，只消用三分之一的兵力与敌交战，而用三分之二的兵力去夺取战果，从而可获最佳的战绩。今勉县定军山南麓有八阵图遗址，应为当年的军事训练场地。

木牛流马也是被旧小说极力渲染的神秘东西。

《三国志蜀志》裴注引《诸葛亮集》，虽介绍了“作木牛流马法”，但由于没有留下木牛流马的任何实物和图形，仅仅凭文字记述，还是很不得其要领的。

经过众多学者的反复研究，认为它是一种具有特殊外形和特殊性能的独轮车，似乎已为越来越多的学人所赞同。

这种独轮车适合在崎呕的山路上行走，载重量大且省力，是当时一种先进的山地运输工具。

有人认为，从成都羊子山二号汉墓出土的“骈车”画像砖右下角的人推独轮车形象，可推知木牛流马的大体轮廓。

如今陕南山地使用的独轮小车，很可能就是由木牛流马发展而来的。

在今勉县黄沙镇公路边一带，传说即当年诸葛亮制木牛流马处，并立有清同治年间所建碑石一通。由此亦可见这项发明对汉中文化的深远影响。

弩机是古代弓箭上的一种简单机械装置。诸葛亮对它进行改造，有所“损益”，制成一弩十发的连弩。

1980年，城固宝山蜀汉墓出土后主延熙初年铸造的定平货币及铜弩机等物，有研究者据此认为孔明的连弩，当是把一弩一矢的弩机巧妙地装在一个发射架上，变一弩一矢为“一弩十矢”。

这在当时确是一种先进武器。此外，蜀汉军队所拥有的“侧竹弓弩”，以及能将“井阑百尺”射人城中的发射器等。

史籍虽未明言是诸葛亮所发明，但其为当时威力强大的先进武器，应无疑问。

这些对汉中文化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亦自不待言。长期的军事斗争还促进了汉中城市的发展。

为战争需要，一方面必须加固旧城，另方面自然也要营建一批具有良好防御性能的新城。

如建兴七年（公元229）冬，诸葛亮“徙府于南山原上”，乘战争间隙，在河阳（今勉县定军山南之牟营和元山子一带）筑“汉城”，在城固县北庆山顶筑“乐城”，即典型实例。

这些城池的修建，目的固然在于军事防务，但毕竟增加了汉中地区城市的比例，对于繁荣经济文化，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