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越狱第一案引发官场地震，真相到底怎样

明孝宗弘治十二年农历十二月十一日。

北京，大明刑部衙门。

一封来自山西太原府的紧急公文送交到了

大明刑部衙门。刑部尚书也算见过“世面”的，当看到这份公文的时候，还是大吃一惊。这太原府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刑部尚书根本没有请旨。直接让太原府知府进京请罪待审。并派专人来太原府审理此案。那这是怎样一份公文，让堂堂刑部尚书如此震怒呢，原来在太原府的大牢里，数名囚犯集体越狱，来了一个胜利大逃亡。这是大明开国以来的第一次。现在刑部尚书考虑的不是拘捕罪犯。而是如何保住自己的乌纱帽。

事情还得从弘治十二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九日开始说起，在山西太原府某监狱发生一件咄咄怪事：就在二十八日，已经被捕入狱的，大明头号通缉犯，江洋强盗赵景、谭良及其数名同伙一夜之间不翼而飞、不仅如此，这些强盗所盗取的所有赃物也是一干二净，不翼而飞。如果说人有可能长翅膀能飞，难道银子也长了翅膀？当这个消息禀告到太原府知府陆睦西的时候，陆睦西顿时吓破胆了，尿了裤子，知道他的官算是做到头了。陆知府一方面立即下令彻查，一方面开始行文刑部衙门。同时，陆知府也在琢磨一件事情，从明代监狱的布局来看，要想越狱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况且这些罪犯属于国家重犯。越狱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最初根据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规矩，明代监狱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种。而且是从明代开始监狱才正式被称为“狱”。明朝的监狱制度从地方到中央就已经系统化了。中央监狱设置有刑部司、具有监察性质的都察院，就连兵部之下也设有军事监狱，用来关押犯有重大罪责的囚犯。除了中央有朝廷刑部直接管辖的监狱，地方上也有省级、府级、州级的监狱，同时省级地方监狱还有提刑按察司的司狱专门管理。

还有一种是由“太监组成、直属皇帝的特务机关的“内监”，这里涵盖了包括东厂、西厂、内行厂。再有就是锦衣卫。主要职责是掌管皇帝出入仪仗和警卫事宜。从太祖开始，锦衣卫以兵兼刑，掌有缉捕、刑狱之权。所设南北镇抚司中，北镇抚司专管诏狱，又称锦衣卫狱。厂卫并非国家正式的司法机关，但在皇帝的纵容之下，由宦官操纵，凌驾于司法机关之上，享有侦察缉捕、监督审判、法外施刑等种种司法特权。

对于监狱的管理，朱元璋定下了八个字：“德主刑辅，明教弼刑”，意思就是，

监狱要按照天理对犯法的人进行处罚。当然里面还有一些很“人道”的条文，比如要求监狱需要经常清理、保持干净整洁，冬天要给囚犯给棉衣一件，比如明英宗正统年间，皇帝就罚没的赃物中不好的衣物拿来分给关押的囚犯们，嘉靖时期，皇帝下令要求每年冬天必须发给囚犯们一套棉衣棉裤。明朝律法中还有许多改善囚犯生活待遇的制度。

在宪宗成化十二年，设置惠民药局，为囚犯们治疗疾病。还有狱囚家属探监制度，每逢节假日囚犯家属可以为犯人带黄酒黄果等食物。与此同时，明朝历代皇帝也没有忽略道德教化的作用，在提高刑罚地位的同时，辅之以仁义教化，期望达到“狱空无囚”的境界。

但这些都是纸面上的文字官样文章。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说这起大明开国越狱第一案，太原府的地方监狱建在知府衙门里面，说戒备森严都有些委屈了。简直就是飞鸟难过。监狱位于衙门的西侧方,独门独院。且单独修建大门、院墙，形成院中院、墙中墙的特别格局。依照照例，大明所有的监狱都是首先盖一座小小的狱神庙用于祭祀。

“狱神庙”即”狱神祠”是封建时代设在监狱里的一种庙堂或神案，它供奉的是所谓“狱神”，故而得名。罪犯刚押入狱中时，或判刑后起解服刑前，都要祭一下狱神。一般明以前“狱神”为皋陶，至清初则换了萧何，因此也叫萧王殿。比如《红楼梦》里王熙凤最后死的地方就是

狱神庙。

再通过狱神庙再往里通过“犴狴门”。才算是进入牢房的核心区域。依据《大明律》牢房按轻、重犯人分类管理。太原府这个监狱“买卖”不错，所属的这所监狱在整个山西都属于规模较大的。监狱如果细化的区分的话，一共分为四层。靠近狱神庙的第一层为“软监”,第二层是“外监”，第三层是“里监”,即“重监”。第四层位居中心，叫作“暗监”,俗称“黑狱”。从这些名字就可以知道，囚徒是按照犯行由轻到重的顺序，由外向内分别关押的。赵景和谭良两个江洋大盗及其同伙属于要犯，性质极为严重，都是在刑部挂号的。赵景和谭良就被关押在第三层“重要案犯”。也就是在正中的“黑狱”，要从“重监”里逃出去。至少要越过五重门墙方才有可能逃脱，赵景和谭良一伙是怎样做到的呢？陆知府这时候突然想起四个字“里应外合”。

就在此时，太原府府丞提醒陆知府，现在第一要务不是查找“内鬼”。更不要东猜西猜，自乱阵脚。当务之急是抓紧搜捕逃犯，在他的提醒下。太原府知府陆睦西立即发出通缉令开始通缉所有逃脱的案犯，随即，太原府所有衙役和太原府管辖的八个县的衙役侦骑全部出动，铺开天罗地网。开始全城搜捕越狱的要犯。你还别说，衙役侦骑的行动很迅速。很快就有了效果，太原府的衙役张全、李友抓获头号要犯赵景，随即移交给监牢的负责人高秉五看管。

但这里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赵景最初被捕时候有赃物八两银子，最初随赵景越狱成功以后一道从监狱消失，如今人回来了，银子却下落不明。负责看守的监牢的狱监王政得知此事之后，立即率领部下王泰赶到现场，立即将赵景带走，理是审查脏银去向，但就在第二天的早晨，赵景突然猝逝。显然这是杀人灭口。因为只有死人不能讲话。

知府陆睦西得知消息以后，立即派仵作对赵景的尸体进行检验，仵作经过仔细检查发现了其中的诡异之处：赵景不是因病而亡，赵景的身上有一些新鲜的创痕，显然是昨天刚刚鞭挞的，而且伤势很重。当初拘捕赵景的张全、李友一口咬定，赵景在被他俩交给高秉五的时候，没有任何外伤，移交的时候。赵景是一个筋骨强健、活力充沛的精壮男子，那些伤痕根本就不存在。相关人等就各自掌握的情况向陆知府进行了报告，陆知府立即召开太原府有关官员进行商讨，有人提出有一条线索很值得追究：据监牢里的衙役回忆，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夜（案发当日），狱监王政派部下王泰提审过赵景、谭良一伙，而且在赵景那里逼问出八两赃银的所在。而在赵景和谭良第二天等人逃跑的同时赃物也同时失踪。

在赵景第二次落网那一刻起，经张全、李友和李秉五之手，直到第二次移交给王政、王泰为止。赵景都是安全的，根本没有任何问题。但自王政、王泰接走赵景之后，到赵景突然宣告离世的这段时间内，只有两个人与赵景有过密切接触。这两个人正是王政、王泰。而且有人向陆知府告知了一个惊天秘密，王泰和王政在工作关系之外还有一层更为重要的关系——王政和王泰是亲父子关系。赵景的赃物，也就是那遗失的八两银子，是负责看守的狱吏听从王政之命收缴的，按理说理当入库保管，不可能回到赵景的身边。但问题是，在十一月二十九日赵景越狱潜逃的时候，那八两银子为何跟着赵景一同“逃出”并就此销声匿迹了。

得知有关消息的太原府的府丞王洪立即让张全、李友等人立即明察暗访，摸排调查此事，三天之后，一条重要线索八两银子探听得知，就在赵景死亡的第二天，王政王泰父子家里新近添了一匹马，一匹枣骝骟马。更加巧合的是，赵景、谭良一伙抢劫犯抢劫的赃物里面就包括一匹同样的枣骝骟马。而且失主已经向太原府报备。失主同时上报的还有白银六十二两银子，这些赃物只是备案，并没有寻获赃物。

而现在，失窃的枣骝骟马出现在王政和王泰父子的家里，如果加上那六

十二两银子及赵昇在狱中吐出来的八两银子合计七十两，是不是这些赃物也都在王家。事不宜迟，王洪立即让张全、李友等人立即向太原府知府报告王政好王泰父子，以“父子通谋，私下收受赵昇六十二两银子、枣骝骟马”，不仅如此，还包括与囚犯里应外合放跑囚犯。

根据事件的推测，王泰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夜出面跟赵景一伙合演“苦肉计”，再次侵吞八两银子。王政随即利用值班之便私放赵景等强盗越狱。但没有想到的是，赵景不慎二次被擒，王政父子又暗算赵景杀人灭口。看到报告的陆知府大怒，就要拘捕王政父子的时候，事态居然发生一百八十度大反转。

监牢的负责人高秉五李却向知府检举，检举千户王洪接受越狱强盗谭良“进贡”的绸布等赃物，为其通风报信打掩护，协助谭良躲避官府的追捕，让赵景当替死鬼。致使谭良至今仍逍遥法外！这下可好，王洪、王政两家都被绕进去了，如果事实真相真的如此，不仅二人极可能遭受严惩。就连知府陆睦西都难辞其咎。就在陆睦西一筹莫展的时候，刑部官员已经来到太原府，全权接手此案。

刑部官员分别提审了张全、李友，王政和王泰父子，以及李秉五等人。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改口了，张全、李友等人称自己是蓄意诬陷王政、王泰父子，李秉五也收回对王洪的投诉，承认自己也是诬陷。枣骝骟马、布匹、八两银子都是假的。王政自己最后提交的报告是：我子王泰将赵景交出的八两银子交给我入库。但临时放在了桌子上了，当晚赵景一伙当晚出逃的时候，当二次缉拿赵景的时候，我父子俩对他动刑。不料受刑不过死了，我们也怕担责，便谎称其为病故。

这番说辞在刑部看来，简直就是胡说八道，当即指出了其中的不合理性：“第一，赵景等人属于重犯，戴有镣铐，如果没有人帮他们解开这些枷锁，他们是怎样逃走的？既然有人帮他们解除镣铐，就说明当夜值班的只能是王政。第二，赵景等人出逃，必然迫不及待、慌不择路，不可能有余暇、不可能去拿八两银子。第三，赵景等人的赃物中共有七十两银子、一匹枣骝骟马。这些赃物未能查获。

最后刑部终于查清真相：王政，王泰、李秉五是一个团伙。另一个是王洪，张全、李友为一个团伙，两个团伙在监狱里吃拿卡要，各自“营业”，经年累月，难免攒下许多利益冲突。这次因赵景和谭良一案分赃不均，导致最后事情暴露。刑部做出如下判决：依《大明律》（大意）：王政和王泰杖八十、入监三年，李秉五杖五十，入监两年，王洪杖七十，入监两年。张全和李友杖二十，入监一年。太原府知府陆睦西罢官。报弘治皇帝后。得以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