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评｜“订婚强奸案”宣判，准夫妻不是否定强奸的必然理由

12月25日，备受关注的山西阳高“订婚强奸案”一审宣判。山西省阳高县人民法院以被告人席某某犯强奸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

经法院审理查明：2023年1月30日，被告人席某某与被害人经婚介所介绍认识后于5月1日订立婚约。5月2日下午，在双方的准婚房内，被告人不顾被害人的反抗，强行与被害人发生了性关系。被害人于当晚打电话报警。5月5日席某某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本案一开始之所以吸引眼球，大约是因为被告人和被害人之间存在婚约关系，加上犯罪现场恰好发生在准新房内。然而，在法律上“准夫妻”和“准新房”的关系并不影响司法对强奸罪的判断。

根据刑法规定，判断强奸罪成立的核心要件在于“是否违背妇女意志”，退一步而言，只要行为人违背了妇女意志，即便强奸行为发生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也不必然排除强奸罪的成立。更不用说属于恋爱阶段的订婚期间，这正是分析问题的法律思维。

而如何证明“是否违背妇女意志”，则是强奸案件的普遍难题，本案显然也不例外，从审理期限就可见一斑。

强奸案大都发生在隐私空间，现场没有第三者，往往也没有监控录像，如何证明案发时双方的性行为属于男方“违背妇女意志”就易成疑问。根据刑诉法的规定，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时，要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尤其是被告人不认罪时，更要确保所有在案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的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所以，强奸案不能仅看被害一方的口供，也不是说只要被害人事后报了案就证明被告人构成强奸罪。

实践中，对于强奸与否，应当坚持事前、事中、事后三个方面综合判定。事前方面，应审查男女双方有无发生性行为的关系基础，对于非恋人关系的普通朋友甚至陌生人，强奸的可能性更高。事中方面，应重点搜集在场物证，并审查男女双方笔录与案发现场客观证据是否相互印证，重点对报案人进行身体检查，对案发现场周围可能出现的人物进行询问。事后方面，女方报警的间隔时间，女方事后向他人倾诉，女方的行为表现，双方沟通谈判记录等也能回溯案发事实情况。当然，在事前、事中、事后三阶段判断中，事中的重要程度高，事后与事前只是起辅助性判断作用。

熟人强奸一直是强奸案件的主要类型。美国作家罗宾·沃肖通过对美国大学校园的调查，在全美首部性暴力调查报告《危险的熟人》中披露出令人震惊的事实：在遭遇过强奸或者强奸未遂的被害人中，80%的女性认识行为人。我国近年来的案件调查也证明，强奸案件大部分都是熟人作案，未成年人被性侵类案件熟人作案率更高。

熟人强奸一方面带来被害人权利保障难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容易因降低证据标准产生冤假错案。这就对司法机关审查案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案中，双方认识时间太短，感情基础不牢靠，可能是法官对这起案件认定有罪的“自由心证”。不过，由于强奸罪案件不公开开庭审理，具体认定依据不公开，就不能就具体案情进行评价。但不管怎样，如果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时，司法机关还是应坚持人权保障的基本原则，坚决做到疑罪从无，而不是将就从轻。目前，涉事男方当庭提出上诉，不妨看后续进展。

预防熟人强奸，就女性而言，在生活中要注意提高防止被害的意识，特别是在与男性单独相处时，女性的自我保护意识一刻不能放松。就男性而言，与女方发生亲密关系不等同于性关系，若寻求发生性关系务必要征得对方的同意，必须考虑到即便当时的氛围非常暧昧，也不能推断女方同意发生性关系，更不可以“她不同意怎么跟我开房”这种逻辑来反证自己行为的合法性。这或许也是“订婚强奸案”给我们的一种警示。（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