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对俘虏人身权利的剥夺，体现在哪些方面？

《晋书·刑法志》有言：“至于谋反大逆，临时捕之，或污潴，或枭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严绝恶迹也。”

魏晋时期，面对战争中的敌军俘虏，尤其是犯“谋反大逆”的俘虏，

出于震慑敌军等战略目的或双方难以化解的仇恨，

也不乏斩杀俘虏、虐杀俘虏甚至株连族人等完全剥夺俘虏人身权利的处置手段。

斩杀俘虏

“枭首者恶之长，斩刑者罪之大，弃市者死之下，髡作者刑之威，赎罚者误之诫”，枭首和斩杀是魏晋时期对于犯罪者最严厉的个体刑罚，在战争过程中和战争结束后，被俘的敌军将领被处死，其一是惩罚首恶，其二是威慑余党，其余部署士兵视战争形势和作战意图有多种处置方式。

魏高贵乡公甘露年间司马昭攻破寿春（今安徽寿县西南），斩杀据寿春反的诸葛诞等将帅，判夷三族，又因“古之用兵，全国为上，戮其元恶而已”，赦免其从者。

战争形势瞬息万变，就地斩杀俘获的敌军首领，压制敌军气势、提振己方士气是军中比较常见的手段。晋元帝永昌元年（322），大将军王敦起兵武昌，吴兴、沈充等纷纷响应，元帝派遣王导、戴渊等将领前去镇压。

太宁二年（324）明帝下令大赦天下，但“大赦，惟敦党不愿。于是分遣诸将追其党与”，派遣诸军击破沈充、王含等王敦之乱的主力将领，悉平之。晋哀帝兴宁年间，征虏将军司马勋起兵反叛晋室，

自封梁益二州牧和成都王。

次年，桓温遣鹰扬将军朱序讨伐司马勋，勋及同党溃逃，被朱序擒获。司马勋“及息龙子、长史梁惮、司马金壹等送于桓温，并斩之，传首京师”，至此，司马勋叛乱一役的首脑均被诛杀，并将首级传送至京师建康。

在就地斩杀俘虏后，还有将敌军尸首献捷京都的情况，这是献俘礼的一种体现形式，用以彰显功绩，表达忠诚。在魏晋时期，

献俘的情况并不少见。

如果俘虏未死，在传送都城后，还会再进行判罪处刑。在吴黄武年间周鲂与彭绮鄱阳之战中，彭绮被擒后就被送到了武昌。魏正元二年（255），诸葛诞与吴将孙峻的寿春一战中曾献捷敌将尸首。

孙峻率十万大军袭击寿春，诸葛诞迎击孙峻并将其打败，斩杀了孙吴左将军刘赞后，献捷洛阳。晋成帝咸和元年（326）夏，徐州刺史、北中郎将刘遐去世。朝廷任命郭默为新的北中郎将，监淮北诸军。刘遐旧部李龙、史迭对此任命不满，“奉遐子肇代遐位以距默”。

临淮太守刘矫将作乱的将领李龙斩杀，传首京师。留赞、王敦、司马勋、李龙，这些都是比较典型的在被俘后被斩杀的俘虏，这种处置方式在被完全剥夺人身权利的俘虏中比重最大。

对于拒降俘虏的斩杀

司马懿有言：“军事大要有五，能战当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走，余二事惟有降与死耳。”魏晋时期被生擒和俘获的俘虏，无论是将领还是普通士兵，

拒绝投降都会被斩杀。

而在对方诚心投降后，按照旧例或出于道义等，一般情况下俘获方不会再大肆屠杀。

汉献帝建安年间的邺城之战中，审配被俘后因拒降曹魏而被杀。魏甘露年间司马昭大败诸葛诞，诸葛诞数百属下成为俘虏，全部因拒降被杀。

晋武帝太康元年（280）晋灭吴之战中，吴国丞相张悌在面对举旗投降的成阳都尉张乔等七千余人时，认为“强敌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杀降不祥”，阻止了诸葛靓认为敌方诈降以待援军，应尽数坑杀为三军提振士气的建议。

同年二月，王濬克了吴地西陵，“获其镇南将军留宪、征南将军成据、宜都太守虞忠。”虞忠是东吴骑都尉虞翻的儿子，武昌县侯虞潭的父亲。《晋书·虞潭传》记载，他被王濬俘获后坚壁不降，最终被诛杀。

晋惠帝太安年间，有忠义之臣贾浑，时任介休县（今山西介休县东南）的县令。匈奴人刘元海作乱，派遣其大将乔晞攻陷了介休。

贾浑坚守节操誓死不降，慷慨道：“吾为晋守，不能全之，岂苟求生以事贼虏，何面目以视息世间哉！”乔晞闻言大怒，擒获他后打算将他杀死。乔晞的部将尹崧劝他先放过贾浑，留以劝降，但乔晞最终还是执意杀害了贾浑。

贾浑妻子宗氏二十有余，容貌美丽，乔晞想要娶她，宗氏怒骂他：“屠各奴！岂有害人之夫而欲加无礼，于尔安乎？何不促杀我！”于是也被杀害。

对于投降俘虏的斩杀

魏晋时期大规模斩杀降俘的情况并不多见，通常在震慑敌人，出于战略考虑，或将领的性格暴虐多疑时才会发生。曹操征伐陶谦时“所过多所残戮”，《三国志》记载，东晋史家孙盛评论此事：“夫伐罪吊民，古之令轨；罪谦之由，而残其属部，过矣。”

可见，屠杀已经降服的士卒和百姓这一行径为当时的士人所耻。官渡之战中曹操坑杀投降的袁绍部下七至八万众，

这样的大规模坑杀降虏的情况极为少见

，其发生由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

首先是由于曹操多疑的性格，认为对方伪降，《三国志》记载“绍众大溃，绍与谭单骑退渡河。馀众伪降，尽坑之”证实了这一点；其二是因为是时粮草短缺，不足以供养来降士兵；第三也是为了在战争中震慑袁绍余部和其余诸侯。

曹操治军的规矩还有“围而后降者不赦”一说，他认为这种危机情况下的屈服并不是诚心投降。东汉建安十一年（206）昌豨反曹之战中，于禁拒绝昌豨落败后投降时曾说：“诸将皆以为豨已降，当送诣太祖，禁曰：“诸君不知公常令乎！围而后降者不赦。

夫奉法行令，事上之节也。豨虽旧友，禁可失节乎！”最终坚持斩杀了昌豨。魏明帝景初二年（238），辽东（今辽宁辽阳）太守公孙渊自立为燕王，反叛曹魏，称臣于吴。司马懿率领牛金、胡遵等步骑四万讨伐之。公孙渊不敌，派遣相国王建、御史大夫柳甫乞降。

司马懿不仅没有接受他的投降，还将来降使者斩杀。司马懿斩杀十五岁以上的男子七千多人，收集尸体筑造京观；诛杀公孙渊任命的公卿以下的全部官员，

杀死其旗下将军毕盛等二千多人。

同时将四万户、三千多万人口收于治下。在这之后，司马懿释放了被公孙渊胁迫退位的公孙恭，并发出军令赦免辽东地区的中原人，以求仁德之名。

相对来说，少数民族政权杀降杀俘行为较为普遍，他们生存环境严苛残酷，较少接受道德教化，崇尚暴力，有些将领道德底线极低。

晋怀帝永嘉年间，后赵石勒攻打驻守武德（今河南武陟县东南）的冠军将军梁巨，晋怀帝派兵相救，石勒与王桑截击援兵，梁巨的请降没有被石勒接受，他无奈逾城墙出逃，被俘获。

后来石勒“坑降卒万余，数梁巨罪而害之。王师退还，河北诸堡壁大震，皆请降送任于勒”。石勒攻陷白马时，也曾坑杀男女三千余人。其侄石虎更为残暴，“至于降城陷垒，不复断别善恶，坑斩士女，鲜有遗类。”

成帝咸和四年（329）石虎进击刘曜的部下刘胤，斩杀刘胤，屠上邽城（今甘肃天水），“尽灭刘氏，坑其党三千余人。”石勒曾多次责备他，他仍然不加改变。

晋怀帝永嘉五年（311），刘聪率领匈奴大军攻陷洛阳，派刘粲及叛变至匈奴的赵染攻打南阳王司马模。司马模兵败投降，但被刘粲斩杀。

可见刘聪对于“诛降”也有顾忌，担心报应灾厄。

这种“杀降不祥”的观念，

正是人们对降虏物伤其类的同理心和萌芽的人道主义观念在封建迷信、宗教思想中的体现。

虐杀俘虏

魏晋时期，人们对于虐杀俘虏的行为持不赞同的态度，一些偏激的虐俘行为会引起极大舆论谴责，产生非常恶劣的影响。但客观上仍旧存在少数毫无人性的虐杀俘虏事件，主要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在战争形势危急，或俘虏行为严重影响军心的情况下，对俘虏处以极为残酷刑罚，彰显威势。西晋八王之乱时，长沙王司马乂独揽朝政，击破司马颖军，遭到东海王司马的忌惮。司马越暗中收捕司马乂并押送到金墉城（今河南洛阳东）。

后来司马越害怕有人挟司马乂抗击司马颖，于是听从黄门郎潘滔的劝告，告知司马颖的部下张方这些事。“方遣部将郅辅勒兵三千，就金墉收乂，至营，炙而杀之”。张方将司马乂活活烧死，司马乂鸣冤喊痛的声音“声达于左右，三军莫不为之垂涕”。

晋元帝永昌元年（322），徐龛几度投降石勒又反叛，石勒派遣石虎讨伐徐龛。俘获徐龛后，石勒为泄愤和警示，将他装在袋子里从百尺高的楼上摔死，令人分食他的尸体，并坑杀徐龛部下降卒三千人。

第二种情况与个别将领残暴的性格有直接关系

。董卓个性残暴，曾作出诱降残杀俘虏，甚至肢解、烹煮以取乐这样令人瞠目结舌的残酷行为。他对于治下的民众也动辄处极刑，“法令苛酷，爱憎淫刑，更相被诬，冤死者千数。”百姓敢怒不敢言，苦卓甚久。

董卓独揽朝政、倒行逆施的行为，成为袁绍等关东诸侯举起讨伐董卓义旗的重要原因。三、夷其三族“夷三族”的处置方式常用于带领、煽动大规模叛乱，对政局产生极严重不良影响的敌军首领。

诸葛诞据寿春反叛失败，率领数骑逃出寿春，“诞窘急，单乘马，将其麾下突小城门出。大将军司马胡奋部兵逆击，斩诞，传首，夷三族。”最终司马诞被大将军胡奋手下的士兵杀死，传首京都，夷其三族。

其余被诸葛诞所胁迫的淮南将吏人民“惟诛其首逆，馀皆赦之”。吴末帝凤皇元年（272）八月，孙皓征调西陵督步阐，步阐不从并降晋，但被陆抗包围溃败，属下都投降了。步阐和其他叛国的主谋被判处“夷三族”。

凤皇三年（274），因临溪太守奚照非议国政、传播谣言，孙皓派何植抓捕。晋怀帝永嘉年间，右将军陈敏举兵反叛，周玘、顾荣、甘卓作为内应，秘密联系征东大将军刘淮攻打陈敏，陈敏败逃被俘，遣送建康。

魏晋时期为了严惩谋反大逆，敲响警钟，采取“夷三族”的刑罚加以威慑。“夷三族”牵连甚广，颇不人道。这个重刑也有逐渐减轻的趋势。司马师摄政年间，毌丘俭起兵欲倒马兴曹被镇压。此等谋反大罪按魏法判应株连至已出嫁的女儿。

俭长子毌丘甸的妻子荀氏因堂兄与司马师的亲家关系被判离婚，未被连坐。毌丘俭甸的女儿芝按律当株，毌丘芝已经嫁给颍川太守刘子元，因怀有身孕暂时收押狱中。荀氏请求当时的司隶校尉何曾网开一面，

愿用自己没为官奴婢来赎回毌丘芝的性命。

何曾怜悯她，让主簿程咸上书建议夷族之刑不再连坐出嫁女。皇帝由此下诏更改律令。

《晋书·刑法志》中记载，曹魏时“减枭斩族诛从坐之条，除谋反適养母出女嫁皆不复还坐父母弃市，省禁固相告之条，去捕亡、亡没为官奴婢之制。”可以看到，曹魏的律法中已经明确删去谋反连坐出嫁女的条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