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死刑真的都惨绝人寰吗？聊聊古代残酷刑罚中的人道情怀

在一些古装电视剧里我们经常能看到很多执行死刑的场面，比如《芈月传》的开头，商鞅被皇帝下令五马分尸；又或者吕太后将她的仇敌戚夫人手掌与脚掌剁掉、挖眼、断舌、割去鼻子，一根根拔净须发，然后扔到厕所。

所以一提起古代刑法，我们总是不寒而栗，可事实真的如此吗？古代死刑真的都惨绝人寰吗？

秋冬行刑，保留了体面

说到死刑执行确立的时间，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熟悉的一个历史人物——董仲舒了。我们都知道他的一个著名思想：天人感应学说。

他认为“庆为春、赏为夏、罚为秋、刑为冬”。因此经过董仲舒的倡导，“秋冬行刑”这一制度从此被确立。

直至王莽执政时期，秋冬行刑的规定被打破。他曾下令盛夏斩人于市，王莽本以为以此可以威慑四方，但是却不知春夏行刑对人民生产生活影响恶劣，四处都围绕着恐怖的气息，百姓对此都怨声载道。

所以凭借这个，王莽也被化为与酷秦一般的亡国暴君。从王莽之后，秋冬行刑就一直被历代君主沿用了。

其实，秋冬行刑不仅不至于造成大范围的恐慌，而且还宽泛了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如果不是消极等待刑罚，死刑犯及其家属可以进行申诉甚至得到赦免，以增加生的几率。

而且对于春夏不执行死刑，也是考虑气温因素的。在清乾隆年间，《续天津县志》中这样记录过：”五月苦热，土石皆焦，桅顶鎏金，人多热死”。

当然，不同的朝代和地区，气温多有不同，但是不论相差多少，在没有防暑降温措施的古代夏天，百姓都是很难熬的。

所以如果在施行土葬的古时候，尸身面对高温天气，如果稍有堆积便会集体腐烂，只是想象那个画面和味道，也是让人作呕的。

那么一个犯人熬过了春夏，到了秋冬就一定会被处死吗？当然不是，秋冬也要分时间的，比如在一些喜庆的节日，或者祭祀时期，都是不能行刑的，或许有的死刑犯在狱中还能吃上一碗春节的水饺，中秋的月饼。

尽管是将死之人，也有享受美好寄愿的权利，也有死后留存的最后一抹尊严。存留养亲，死刑也温情

具体来说，存留养亲是指罪犯在父母年长多病，且家中又无成丁的情况下，可以换刑、缓刑，以此来奉养尊长直至他们去世。

这一制度在北魏孝文帝时被确立，直至清末时期，朝廷认为此制度会放纵罪犯，因此在古代存在了1400余年之久的存留养亲才被废除。

据说在嘉靖时期，一个叫龚奴才的人在面对妻子陈氏不忠时，下手误伤了前来劝架的父亲。这在古代可是犯了“谋大逆”的十恶罪，理应被处死。但是由于他是独生子，他若死后父母没人照管，于是便存留养亲了。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一制度未免太过于人道了，若是都有父母要赡养，甚至钻漏洞，那罪犯不就得不到处罚了吗？其实不然，统治者对我们的这些担忧早有考虑，这一立法设置了严格的适用条件。

在唐代，存留养亲不包括重罪之人，比如十恶罪的人。除此以外对罪犯父母的年龄也有限制，比如清朝法律就规定父母必须是在70岁以上，或者身患疾病（癫狂、眼瞎、肢废）。

放在现在70岁以上的老人满大街都是，但是古代人的平均寿命，70岁就相当于现在的100多岁了，这样的老人其实很少见。所以即使想钻空子，躲避处罚也是很难的。

慎刑慎杀，尊重了生命

我们在电视剧里常看到，某位皇帝在先帝生辰或者吉祥喜庆的日子里都会“大赦天下”，除此之外其实还有特赦、减等……都是慎刑慎杀的表现。

为了减少误判误杀的现象，我国古代还创建了死刑复奏制度。该制度首先施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即在死刑案件执行前，须奏请皇帝进行最后审查，得到皇帝批准后方可执行。

到了贞观五年，甚至改成了“五复奏”才能处死的条例，起因在于唐太宗没有听取杜如晦劝告，一时冲动冤枉并错杀了大理丞张蕴古，他对此非常懊恼，所以也将死刑规定的更加严谨了。

在这种复核制度之下，唐太宗时期每年被处死的人数平均只有七八个人而已，数量可谓是相当少了。

除此之外，慎刑慎杀不仅体现在死刑复奏上，面对一些特殊群体也会网开一面，比如在西周时期便提出对老年人、幼童和残障实行“三赦免”。

不过这也是有范围的，比如老人年龄控制在八十岁以上，小孩年龄在7岁以下。对妇女也有额外的照顾，尤其是孕妇，规定犯了死罪之后，允许把孩子生下来，并且生产100天后再执行死刑。

这种慎刑慎杀，其实反映了儒家思想的仁爱观和对生命的尊重，比如孔子在马厩失火后，首先问的不是金贵的马有没有损伤，而是问“伤人乎？”可见，即使在春秋战国时期人命如草芥的时候，人道也并不是完全泯灭的。

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提出“人人享有生命权”，我们如今的法律基本上趋于健全，并不断得到完善，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当然是幸福的。

历史的车轮在滚滚向前，作为今人的我们用现在的思想反观古代刑法例律，会发现太多的不公平和漏洞百出。

但是我们不能否定，从维护人伦、秋冬行刑、存留养亲……这一系列的进步上，古今并无异同，尽管是冰冷的法律，其实也能折射出人性亘古不变的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