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历代的隐逸逃禄之士，他们的命运如何？

在中国历朝历代，隐居不仕的人们受到社会的尊重，成为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景观。西汉，除了汉初的“四皓”，后继者如郑子真、严君平、胡刚、陈咸等等。光武帝时，颇有几位不肯降志的“隐逸之民”，如周党、王霸、严光等倨傲不仕，并受到光武帝的宽容优礼。东汉中后期，隐逸之士更多，如周勰、任棠、张玄、陈纪、赵昱、梁鸿、戴良、汉阴老父、陈留老父等等，人数也很不少。汉代隐逸不同于具体原因，总体而言，隐逸的痕迹仍然是真实的，其思想是在儒道之间的。

他们中的一些人善良安静，不愿参加乏味的社会政治活动，纯粹属于对老庄的向往，因此注重《老子》，阐明了静默与无为的理论，如严格君主和和平。他们应该说，他们对无穷的物质事物感到满足和快乐，只想要平静的生活，不受干扰，虽然他们不可避免地缺少物质资源，但只要没有人来破坏他们的心境就好。显然，这些人保持着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也有一些隐士属于在现实中本欲有所作为，但是机遇不好，或者遇到阻力，或者一度做过官，但是看不到会有好的前景，干脆自得其乐，以免在上进中受到别人的暗算，远离是非之地，过着逍遥自在的乡居生活。

满足于家庭的天伦之乐，安心于田园的平静生活。最终与前一类人殊途同归。这些隐士中有一些是自己不愿或者不得已进入官场后退出来，但是始终保持着与社会各个层次的人有密切的交往，或者在乡间开馆授徒，教授儒家经典，培养通经之士，把从政治国的理想传给门徒，自己在家修学，钻研坟典，做一个经学大师式的人物，可以称为“曲线救国”式的儒生。这类人始终不忘儒家的理想人格，因为没有直接在官场活动，因此基本还保持着儒家的人格特征。身在江海之外而心存魏阙之内，就是这些人的行为特点。

这种特征与魏晋名士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即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保持在若即若离之间。还有的隐士应该是对现实抱着批判的态度，对王莽篡位，对宦官专权，对外戚恣意，深恶痛疾，知道朝政日非，正直之士不容于朝，因此决绝地疏离现实政权，既为保身全性，也为不屑与污秽之士同流合污。尤其是东汉中后期，朝政混乱，社会黑暗，正直之士欲有所为而不能，如桓帝延熹年间，权臣梁冀被诛，黄琼任太尉，他雷厉风行地清除贪污腐败者，一时海内深望于彼。

但是好景不长，他面对宦官的专权现实“自度力不能匡，乃称病不起”（《后汉书·黄琼传》）另有处士魏桓，他多次被征，人们劝他出仕，他说：“夫干禄求进，所以行其志也。今后宫千数，其可损乎？厩马万匹，其可减乎？左右悉权豪，其可去乎？”他不愿“生行死归”而对烂透的现实政治毫无改益的出仕。再如汉末的郭太、徐稚等绝意仕进，认为大厦将倾颓，绝非个人或一部分士人能够挽救。他们保持着原始儒家的清高节操，对社会现实有着深刻清醒的认识，具有治国平天下的实际才能，但卷而逃之，不再过问世事，也不屈从于现实压力。

如不知名的隐逸之士，不臣天子，甚至不承认现在的皇帝是自己的天子，无君无臣，完全独立于世外，隐居于无人知晓其来龙去脉的地方，自耕自足，自生自灭。这样的隐士虽然与春秋后期的荷蓧丈人等人相类，但实际已经有着本质性区别，因为那时确实有名正言顺的皇帝天子，所以他们的行为以统治者的标准看显然具有叛逆性质。这种藐视皇室的态度，与汉代主流士风相异，但是开启了魏晋名士个性张扬，藐视人间所有权威与权贵的先河。

樊冶的《后汉书》序言李毅民说：“不是为了自己的志向而隐居，就是为了逃避全部，就是为了压抑自己的不耐烦而镇定自己，或者为了危及自己的安全，或者为了转移自己的叹息，或者为了澄清自己的缺点而猥亵的习俗。然而，在他愿意观察田野和泥、憔悴的河流和海洋时，不必亲鱼、亲鸟、亲林、亲草，还要亲云。因此，羞耻的客人永远不会抛弃自己的国家。可见，其隐逸见其清明，避庐显其雄心壮志，坚定不移，憔悴，安然无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