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生活与现实生活

本文转自：长江日报

·无限杂思·

可能生活与现实生活

□ 刘洪波

刘洪波 湖北仙桃人。长江日报评论员，高级记者。

可能生活是一种诗意生活，现实生活是一种效率生活。诗意生活遵循美好法则，效率生活计算投入产出。

时间作为最重要的成本，在可能生活与现实生活的选择中，成为根本性的决定因素。例如城市上升、乡村下降，就是因为人们纷纷奔向城市。这一潮流说到底是因为时间或者说生命在城市比在乡村能产生更大的收益。

城乡对比只是在城市化进程迅速展开的阶段才会显得突出。我们能听到很多人对比城市和乡村，在于我们恰好在经历乡村被城市替代、吸纳、归并的过程。此时，生活在乡村还是城市，选择性是真实的。当城市已是大多数人“生而如此”的生活场域时，城乡生活的对比就无从形成大型社会话题。

我们把一种可能生活变成现实生活，就是对其他的可能生活作出不予选择的决定。选择基本上是不可逆的，虽然社会并没有安装“止回阀”，但乡村一旦走出就难以回去：起先是不想回去，然后是无法回去。初代进城的农民工大多不想回去，他们的子女则是无法回去。农民工的下一代已是原生的城市人，他们与乡村的联系可能只是过年要去探望爷爷奶奶，待到爷爷奶奶去世，他们与乡村就基本不相干了。

选择也很难重来。在现实生活得以展开的情况下，下一次选择将不是在过去那次选择的重来或者继续，而是在新的可能性之间展开。你选择了进城，那么能够选择的就是干这一行与干那一行、住这条街还是那条街。可以说，每一次选择，都是把一种可能固化为现实，而把更多种可能生活变成不可能的生活。

我们对时间、生命是否有价值的估量，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可能生活与现实生活的影响。可能生活（其中很多其实是不可能的生活）往往被诗化，而现实生活则被低估。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人们恐怕都难以在生活中感受诗意。城市的挤迫，乡村的闲苦，都是真实的日常状况。但城市与乡村往往互为“诗和远方”，城市人设想乡村悠闲，乡村人设想城市浪漫，诗化如此双向奔赴。终究，乡村对于城市人只是观光体验，刻意寻找的小清新；城市对于乡村人同样，那种时空高度压缩带来的感官体验也是惊鸿一瞥式的邂逅。

现代化提供了更多种可能生活，它不仅创造了很多种新的生活样式，还扩大了人的见闻，使整个世界的丰富性同时铺展在眼前。生活的选择性空前增加了，但时间的顺序性决定了现实只能有一种。可能生活的无限性提供了无限的可欲对象，而现实生活的唯一性受制于时间有限性和生命的唯一性。现实是独占的、排他的，下一个时间才可能有下一个现实出现。我们作出一个选择，就是建构一种生活现实，这也是对其他可能的一次性消除。在现实生活面前，可能生活基本上就是不可能的生活，例如你在一个城市生活，你就不能同时在任何其他城市生活。

我们发现的可能生活越多，“人生苦短”的不甘心就可能越强烈。日常生活总是平庸的，很容易让人感到重复和厌倦。异质性、别样风情作为日常生活的变化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旅行作为一种现代消费，可以说是为所有人的庸常生活而设计的一种获取异质性的“出差”，但只是日常生活临时和暂时的调剂，而不是日常生活的颠覆。旅行是可及与不可得、可抵达与不可拥有的结合，它体验到的一切都是可以触及但无法获得、可以到达但无法拥有，而一旦你获得和拥有了，它们就又变成了新的庸常。一个人真的搬到了大理或者丽江，那里的日常生活也不会比北京胡同里更有意趣。

现代人的问题在于，在把时间和生命完全还给个人，仿佛成为个人实现的条件之后，个人反而容易否定他自身。至高至大的个人容易对耗费最多时间的生活，因其平平淡淡而被定义为“苟且”。“诗和远方”的美好，正是因为它不在日常，不在现下。可以说，如果不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受时间的意义，我们就无法获得生命的意义。但如果把意义仅仅建立在及身而止的事情上，而不与任何超越于个人肉身的事物相联系，人其实也很难欣赏日常生活，很难接受自己的时间历程，从中获得生命的价值感。

重建个人时间、个体生命与宏大悠远事物的联结，可以使建立在现代“个人至上”基础上的自我否定和价值崩塌得到某种程度的缓和。把个人与族群、集体、事业、正道、理想等宏大叙事联结起来，属于传统价值，但在现代生活中应该有创新性发展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