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柄手杖背后的尊老史

本文转自：检察日报

一柄手杖背后的尊老史

——文物里的法律故事⑧

青铜鸠杖，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博物馆藏

在清朝，规模最大的御宴莫过于千叟宴。在千叟宴的赏赐清单中，有一件器物殊为别致——鸠杖。据《清稗类钞》载，乾隆五十年的千叟宴，“预宴者三千九百余人，各赐鸠杖”。顾名思义，鸠杖是指杖首刻有鸠鸟的手杖。《太平御览》中引应劭的《风俗通》说道：“俗说高祖（刘邦）与项羽战，败于京索，遁从薄中，羽追求之，时鸠正鸣其上，追者以鸟在，无人，遂得脱。后及即位异此鸟，故作鸠杖以赐老者。”这个典故极具传奇色彩，可以推断出以鸠杖为老者祝寿的习俗源远流长。

关于鸠，早在《周礼·夏官·罗氏》中便有记载：“中春，罗春鸟，献鸠以养国老，行羽物。”东汉郑玄在注中更进一步解释了鸠与养老之间的关系：“是时鹰化为鸠，鸠与春鸟，变旧为新，宜以养老，助生气。”

“鹰化为鸠”是惊蛰的第三候，自然界中鹰与鸠一隐一现，正合郑玄所说的“变旧为新”，于是引申出了养老的含义。除了郑玄的解释外，《后汉书·礼仪志》中提到了另一种说法：“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这两种解释证明了鸠宜养老的习俗古已有之，绝非源于刘邦“异此鸟”的情感因素。

与清朝千叟宴后皇帝赏赐的鸠杖相比，《礼记》中出现了“必赐”“必操”的字样，说明在当时赐鸠杖不是偶然为之，而是一种制度，这就要提到中国自三代以降的尊老传统了。

早期农业社会的农具较为简单，耕作方式也较为稳定，知识积累在这种循环往复式的生活中极为重要，因而具备丰富经验的老者便天然受到尊敬——郑玄所谓的“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民间流传的“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等谚语，背后都有这一传统观念的留存。

据《礼记·文王世子》所载，周朝已经建立了“三老五更”制度，郑玄注为：“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养之，示天下之孝悌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从中可以看出，周天子设立的“三老”“五更”只能由致仕退休的老者担任，周朝借此举以示孝悌之义，其中大有道德教化的成分。

与“必赐之几杖”这一荣誉相应，《礼记》各篇中还列举了数种实质性的尊老制度，如：“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九十使人受”，区分不同年龄段规定老者的权利；“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与之揖让，而后及爵者”，规定了年长官员的政务优待；“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更规定了老者的司法豁免权。

这些古老的制度与习俗随着汉朝的建立，步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尊老制度的高峰。

汉朝养老制度滥觞于汉高祖二年初刘邦于巴蜀、关中地区颁布的诏令。据《汉书·高帝纪上》所载：“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以十月赐酒肉。”《后汉书·百官志五》对三老之职的描述更为明确：“三老掌教化，凡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

以上的“三老”明显远承自先秦的“三老五更”制。

汉文帝刘恒所定的尊老制度，均通过法令的方式发布。《汉书·文帝纪》记载，法令不仅将尊老养老的范围拓展到所有“年八十以上”，同时还明确细化了尊老养老的措施。背后的原因或许有多种，但刘恒借此“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的意图已经非常明确，背后不难看出“以孝治天下”的传统。

在这样愈加浓烈的尊老氛围下，鸠杖终于在制度层面登上历史舞台。本始二年，汉宣帝刘询实行王杖制度，王杖的形制正是鸠杖：“高年赐王杖，上有鸠，使百姓望见之，比于节。”

东汉时期，王杖制度进一步细化。《后汉书·礼仪中》记载：“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王杖长九尺，端以鸠鸟为饰。”从制度层面来看，“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并没有身份地位的限制，但实际是否能推行到所有老者，尚难判定。不过可以确定的是，经过汉朝的王杖制度，鸠、杖与老者的联系从文化层面正式上升到制度层面，这种升华最终又将让三者之间的文化联系更为紧密。

汉朝之后，王杖制度消退，偶有赐杖之举，但与汉朝对鸠杖的热衷已不可同日而语。西晋初期，王祥致仕后，晋武帝司马炎下了一道颇具古意的诏：“古之致仕，不事王侯，今虽以国公留居京邑，不宜复苦以朝请。其赐几杖，不朝，大事皆谘之。”诏中之意，与《礼记·祭义》中的“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一脉相承。

随着朝代更迭，鸠杖渐渐从庙堂的话语体系中淡出，转而回归至文化层面，如宋朝诗词中“身安不用扶鸠杖，骨贵从知应虎头”“鸠杖庞眉鹤发仙，诗中有史笔如椽”“斯辰聊用祝龟龄，他年端合扶鸠杖”等句，鸠杖依然对应着老者，却没有了昔日王杖的威风。明清两朝设虚职“寿官”，但受赐的老者并未被授予鸠杖，而是以冠带代之。

那是不是鸠杖从此便在朝堂之中消失了呢？将视线回转至千叟宴的赏赐清单便能得到答案：清朝所复兴的不仅仅是鸠杖，更带来了中国尊老制度的第二个高峰。

清朝自始就制定了极为优渥的尊老制度，顺治帝曾下诏：“军民年七十以上者，许一丁侍养，免其杂派差役；八十以上者给与绢一匹、帛一斤、米一石、肉十斤；九十以上者倍之。”针对七十以上老者的优待不分官民，而且随着耆老年龄的增加而赏赐愈多，这一点纵然如“以孝治天下”的汉朝也未曾做到。

在尊老氛围如此浓烈的背景下，清朝重拾鸠杖这一尊老器物就不足为奇了。

清朝学者、官员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中记载：“定例：凡寿民、寿妇年登百岁者，由本省督抚题请恩赏，奉旨给扁建坊，以昭人瑞。”这里的“人瑞”特指年过百岁者。据《清会典事例》所载，雍正四年出现了一个名叫萧俊德的一百一十八岁寿民，于是朝廷又明确“年至一百一十岁加一倍赏赐；至一百二十岁者，加两倍赏赐；更有多得寿算者，按其寿算加增，著为定例”，老者在清朝所受的尊荣，可谓前无古人。

雍正年间，朝廷命“州县有司择老农之勤劳俭朴，身无过举者，岁举一人，给以八品顶戴荣身，以示鼓励”；乾隆帝八旬寿辰时各省奏请加恩耆老，其中一位一百六十六岁的老寿星更易直接赏六品顶戴。明朝虽有“寿官”，但有明一朝仅授过19次，获衔者不过数百人，其大气远不能与清朝相比。鸠杖虽然文化意蕴丰富，但在这样一套复杂的尊老制度下，也显得有些平凡了。

在中国数千年的尊老制度中，鸠杖的确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它背后有沉淀着三代早已模糊的尊老古制，一度在汉朝登上神坛，又在清朝中逐渐“泯然众器”。不过无论朝代之间的起起落落如何，鸠杖的寓意却早已跳脱出庙堂，获得了顽强的生命力。在民间，有一副颇为常见的祝寿联写作“坐看溪云忘岁月，笑扶鸠杖话桑麻”——这种飞入寻常百姓家式的祝福，既是对老者的问候，也是对鸠杖的致敬。

杖首鸠不语，悠然千年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