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第一大省，开始“砸”铁饭碗了

铁饭碗，越来越不“铁”了。

继多个人口小县主动“瘦身”之后，中国户籍人口第一大省也出手了。

日前，河南省开启事业机构改革，省直事业机构按不低于50%精简，事业编制按不低于30%精简，财政拨款事业编制精简比例不低于10%，原则上不再保留科级和事业编制16名以下的事业单位。

这意味着，河南省直事业机构要减少一半以上，相关事业编制也将随之缩减，而一些“小散弱”的事业单位或将不复存在。

这一轮改革，无论是涉及面之广，还是力度之大，都远超此前各地的试点。

作为中国户籍人口第一大省，河南下辖17个地级市、153个县区、2458个乡镇/街道，总量在全国数一数二。

行政区划众多，各类人员规模自然也相对庞大，相较于人口小县，河南的机构改革无疑更有代表性和信号意义。

众所周知，行政编制、事业编制、国企编制，往往被视为“铁饭碗”，成为“体制”的注脚。

作为最稳定的工作岗位，一旦入编，就不会轻易被辞退。在经济波动的大背景下，体制的避风港效应愈发突出。

所以这些年，千军万马争着考公、考编。

去年，全国“国考”报名人数超过300万人，各地省考报名人数更是超过500万人，至于考编“军团”更是不计其数。

不仅如此，各地还存在着规模庞大的编外人员。

所谓“编外”，指的是没有机关单位编制的人员，广泛存在于城管、辅警、卫护、教育等系统，俗称“聘任工”或“合同工”。

即使编内编外两重天，待遇有着天壤之别，但作为最接近铁饭碗的岗位，仍让无数人趋之若鹜。

无论编制内还是编制外，最终都要靠财政供养，都属于广义上的财政供养人员。

如今，当“财政过紧日子”成为自上而下的共识，各地终于开始“铁饭碗”动手了。

铁饭碗，究竟被“砸碎”了多少？

都是铁饭碗，但“含权量”和“含金量”截然不同，因此命运迥异。

如果将权力视作“同心圆”结构，编外人员处于最外围，事业编制处于中间，而公务员则位居最内层。

首当其冲的是“编外人员”，范围最广，力度最大，部分地区更是一刀切。

目前，黑龙江、湖南、湖北、云南、安徽、内蒙古多地开始清退编外人员。

其中，力度最猛的当属哈尔滨，要求每年精简20%相关编外人员，市直机关5年内精简完毕。

编外人员，又被称为“影子雇员”，作为编内的补充而存在，但“准铁饭碗”毕竟不算真正的铁饭碗，在每一轮精简中，必然首当其冲。

随之而来的是事业编制，虽然缩编压力越来越大，但也不会轻易“裁员”。

这一轮河南的事业机构改革就是如此。

据悉，当地在省直层面，除学校、医院外，事业单位精简60.7%，事业编制精简46.9%，厅级领导职数精简9.3%、处级领导职数精简25.5%，远超最初的改革目标。

不过，这些被精简的编制并非全部消失，而是一部分下沉到基层部门，一部分用于科技、教育、民生等重点领域。

数据显示，河南省直改革收回的事业编制下沉县（市、区）5638名，为省科学院、嵩山实验室、神农种业实验室等科技创新平台核定编制3300余名。

至于最内层的行政编制，除了人口小县有所动作，各地几乎没有多少影响，部分地区更是出现“扩招”现象。

早在2020年，山西就开启了人口小县机构改革，从事业单位到党政部门都在其列，缩减的不只是编制，还有领导岗位。

作为典型的山西浮山县，将35个党政机构精简为22个，科级领导职数由154名精简为128名，涉改县直事业单位由179个精简为40个，精简78%，涉改事业编制由1944名精简为970名，精简约一半。

当然，无论是行政编还是事业编，即使“铁饭碗”缩减，不会像企业裁员一样疾风骤雨，体制内最擅长的是循序渐进、步步为营。

一般精简编制都有过渡期，而被缩减的编制人员，要么提前退休，要么下沉到基层，或者“退三进一”方式慢慢消化，即每退休3名人员才能增加1名新人。

当然，这只是人口小县的试点。

这些县域相对特殊，人口不足10万，且面临自然人口负增长、劳动力人口外流的双重压力，财政供养负担相对较重，因此改革走在前列。

但对于更多的地市来说，在编外和事业单位的清理尚未完成之前，不会轻易刀刃向内。

相反，由于退休潮出现，加上就业兜底政策的存在，从国考到省考，招录人数不减反增，反而出现了罕见的“公务员扩招”现象。

所以，这些年，公务员考试热度越来越高，就不难得到理解。

为何突然开始“砸”铁饭碗？

长期以来，两位数的GDP增长，狂飙的卖地收入，再加上沿海地区源源不断的转移支付，让许多地方的“钱袋子”显得极其充盈，供养编内编外人员不成问题。

由于人口大盘仍在向上，一些市县即使面临年轻人外流，但靠着本地自然人口带来的贡献，仍能保持总人口正增长，而财政供养人员也能随之而扩张。

这种背景下，几乎每个城市奉行的都是扩张思维。

城市框架都在不断拉大，城市边界不断向外蔓延，行政区划和机构数量随之而膨胀，编制扩容或许受限，但编外人员却在悄然扩张。

然而，任何扩张都是有尽头的，最大的制约就在于“钱”。

经济总体向好，但个别地区遭遇增长之困，而房地产又直面20多年来的最大转折，再加上地方债问题的存在，财政支出自然要一律从严。

同时，人口大盘见顶，2/3左右的省份常住人口遭遇负增长，一些地方除了省会之外，所有地市人口都在减少，而县域人口下降的速度更快、幅度更大。

不容忽视的是，作为转移支付主要贡献者的沿海地区，也受到地缘变局和国际竞争的影响，转移支付空间未必还有那么大。（参阅《10万亿转移支付，都被谁拿走了》）

换言之，即使财政依旧保持高增长态势，在持续萎缩的人口面前，也没有必要再维持如此庞大的财政供养人员格局。

因此，当人口减少而财政增长空间受限，精兵简政就是必然选择，财政“过紧日子”就在所难免。

前不久，有关方面提出要“习惯过紧日子”，意味着这不是短期选择，而是未来的常态。

体制内待遇下降早已不是新鲜事，而“铁饭碗”自然也难以像过去一样牢不可破了。

所以，转变惯性的增长思维，走向“瘦身强体”之路，既是城市发展的必然，也是个人面对不确定性的不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