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未婚生子成为可能，女性拥有了生育自由吗？

通过政策支持非婚生育，或许是想改变低生育率的现状。

撰文 | 李心怡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2023年1月31日，四川省卫健委出台《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将“夫妻应当在生育前进行生育登记”改为“凡生育子女的公民，均应办理生育登记”，这意味着生育登记不再需要以结婚为前提，同时取消了生育数量的限制，简化了生育登记的要求。

其实不仅仅是四川，福建、广东、陕西等全国多地在2022年均发布了放宽生育登记要求的条例。

这些改变意味着女性未婚生育在法律上成为可能。对于许多未婚妈妈和有生育意愿的单身女性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未婚生育也许会在未来成为常态，不必再受社会观念与法律的限制。

但四川的管理办法发布后，也引发了讨论与争议——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是不是在鼓励非婚生育？这一政策是否惠及了“私生子女”，他们享有同等权利，可以瓜分家产，却不必承担父亲犯罪的连带影响。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熊跃根曾说：“‘生育’作为女性一种独特的经验和权利，在生殖医学和生殖生育服务产业的快速发展下，面临着日益严峻的伦理挑战。”

除了技术带来的伦理问题外，“生育”这一女性独有的经验一直被限制，女性并不享有这种自由，是否生育、何时生育、如何生育都被家庭、社会与传统约束着，而不断更新的条文与认知能否真的实现将更多生育自由归还给她们？

制度：生育政策为何变化？

从社会观念到法律法规，非婚生育在中国一直是受到限制的事。

2002年，《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颁布，其中规定非婚生育需要缴纳社会抚养费，这也被视为是针对非婚生育的“罚款”。直到2020年9月27日，该管理办法才被国务院废除。

非婚生育的孩子不能进行生育登记，会影响后续上户口，成为所谓的“黑户”，之后上学、生活等等一切都备受阻挠。换言之，非婚生子女并不能享有与婚生子女相同的合法权益，他们从出生似乎就披着阴影，低人一等。

2016年，国家出台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规定非婚生子女可经过亲子鉴定后进行户口登记；2021年的《民法典》规定非婚生子女应和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权利。

生育政策发展变化背后，是日益降低的生育率和结婚意愿。

2023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自1962年以来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民政局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结婚率仅为5.22%，是42年以来的新低。

美国单身母亲Beth H.和她的四胞胎孩子。Beth H.在将近40岁的时候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怀上了四胞胎。（@视觉中国 图）

通过政策支持非婚生育，或许是想改变低生育率的现状。

法国、瑞典等许多欧美国家，早在40年前已经取消了非婚生子和婚生子在法律上的权利区别。

《国际辅助生殖研究报告2022》显示，经合组织成员国非婚生子比例平均是40.7%，这一数据在欧美比较高，比如智利有73.7%，法国有60.4%，瑞典有54.5%，而在日本、韩国仅有2.3%和2.2%。目前韩国不允许非婚生子，日本法律虽允许，但保守的社会观念并不包容非婚生子行为。

英国国家统计局2021年的数据显示，英国非婚生的婴儿数量已超过婚生的婴儿。

从制度上打消非婚生育的顾虑，也许是鼓励生育的第一步。

社会学家费孝通曾在《生育制度》里提出，“因为生物的机能并不能完全保证人类种族的绵延。人类要用社会的制裁力使婴孩不断出生，并且使出生的婴孩有机会长大成人，以备继替衰老和死亡的人物。”

传统的婚姻制度，被家庭绑定和约束的生育，随着社会发展、性别观念更新，过去关于婚育的种种制度已然不适于当下的社会。

正如费孝通所说：“正因为人为的制度并不能尽善尽美，适合于全盘人性的要求，所有人类的制度也永远在变动。”

技术：自由的边界在哪里？

日本早已步入少子化和老龄化社会，为了缓解这些问题，社会观念和生殖技术不断发展。

日本北里大学教授小林亚津子，专业为黑格尔哲学和生命伦理学，她在《生育的选择：生育与自由的边界》一书中探讨了技术发展与当代人生育之间关系与矛盾，技术介入人类生育这一过程，带来的后续影响远比我们想象深远。

随着技术发展，生育自由的边界拓宽了，冷冻卵子、建立精子库、人工授精……种种方式使得人类生育的途径更为丰富，但这种自由的边界在哪里？

自由总是与风险相伴。

1949年，日本诞生了第一个人工授精儿。这项技术被用于不孕不育人群，使他们拥有了生育自由。然而，人工授精技术在日本刚面世时曾饱受批判，被斥责是“通奸”“人体实验”“违反伦理”，甚至有人工授精儿表示“不想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诞生”，因为自己仿佛一个异类。

后来，许多想有孩子的单身女性和同性伴侣也会使用这项技术，这也推动了精子库的建立。在人工授精技术发展较早的美国，已经建立了较为成熟的精子库和管理机制，确保不会造成传染病的传播，同时也开拓了商业市场。

如果能够选择，“优秀精子”是大部分人都想拥有的。在日本，早期的精子捐赠大都来自名校庆应义塾大学。

1980年，美国加州福尼亚成立的“生殖选择资料库”引发热议，因为这个精子库只收集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或智商180以上男性的精子。

多伦·布莱克就是从这个精子库中诞生的。

母亲对他寄予厚望，实施英才教育，外界也十分关注他的成长。多伦不想辜负所有人的期待，但也倍感压力。他无法融入同龄人，孩子们都叫他“精子种”。成人后，他远离了独立抚养他长大的母亲，也没有成为科学家，而是成了一名小学老师。

多伦离开后，他的母亲和多名宠物犬一起生活，当被问到一只爱犬的父亲时，多伦的母亲随口回答：“不知道，也有狗的精子库。”

当生命的诞生变得可人为操控时，人们如同培育优质宠物犬一般渴望培育出一个完美的孩子，这或许已经违背了技术诞生的初衷，且走向了失控。

选择优质精子只是冰山一角，潘多拉魔盒深处，是人类对基因操控的可能。

电影《千钧一发》就预言了这样可怕的未来——科技的发达使得人们改变基因变得轻而易举，没有经过基因改造的“原生态”婴儿一出生就处于劣势，有各种疾病，寿命短，在社会上低人一等，饱受白眼。如果使用技术成为常态化，那么它势必将成为某种特权，并造成更大的不平等。

这个可怕的未来似乎已经悄悄走近。

2018年，一对名叫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诞生。因为其父亲有艾滋病，南方科技大学原副教授贺建奎声称通过改变婴儿的胚胎基因，使其免受艾滋病毒感染，他因非法行医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人：如何避免女性成为生育工具？

无论技术发展到何种地步，女性依然是生育代价的最大承受者。越来越多的女性希望有更多生育自由——不必过早生育，甚至不必亲自生育。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人类精子库。（@视觉中国 图）

冻卵技术是让女性拥有生育自由的一种手段。

生物机能对女性来说很苛刻。男性的精子会不断产生，而女性的卵子则在不断减少，并会不断老化。

“生物时钟”让社会和家庭催促着女性在适合的年龄尽快生育，而冻卵技术则可以让女性保存下有活力的卵子，在想要生育的时候重启，让女性一定程度上减小生育焦虑。

但冷冻卵子比冷冻精子和受精卵困难，且技术尚未成熟，在冷冻、解冻的过程中，卵子本身会变性，甚至破裂，即使顺利解冻的卵子进行了受精，也无法保障孩子一定能够正常出生。

技术受限之外，政策上也有阻碍，根据中国2003年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冻卵服务目前并不能提供给单身女性。

代孕则是另一项被关注的技术。然而，当代孕母亲仅仅成为生育的工具，她的身体已然被“生殖机器化”

《生育的选择》中提到了“M婴儿事件”——高中学历的代孕母亲玛丽收下1万美元，经历9次人工授精后生下一个女孩。怀胎十月，以及给初生的婴儿哺乳，让她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母爱，不舍得交出这个孩子。于是，她在1987年提起诉讼，这也是世界上第一起代孕母亲和委托人之间争夺孩子归属权的案例。法院判定，这种缔结金钱协议、创造并转交孩子的行为无异于新生儿买卖。

这样的行为不仅将新生儿作为商品，还损害了代孕母亲的健康与感情。当初玛丽收下那笔钱时，也未曾想到伤痛会如此强烈。身体与心灵的代价，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

作者小林亚津子在《生育的选择》中发问：“建立在金钱协议上的代孕生产，是否到成了在社会上和经济上占据优势地位的人对贫困女性的剥削？”

把人当做工具，是一个错误的开端。

对非婚生子的政策支持，一定程度上保护了那些未婚生育的单亲妈妈，也为想生育的单身女性提供了更多可能。

但也有风险，当社会对单身女性生育的限制变少了，那在未来会不会有更多女性尚未考虑清楚就被动地进行了生育？当我们说生育自由的时候，有多少人能明晰与自由并存的风险，并能够承担风险？

政策、技术向好发展的同时，也期待给予女性更多生育保障与风险规避。

生育之于女性的意义早已改变。波伏瓦说，女性的自然使命是生育，因为整个机体是朝着延续种族的方向发展的。但是，“人类社会从来不听任自然摆布。特别是将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生育职能不再只受到生物学的偶然性所左右，它受到意志的控制。”

《千钧一发》剧照

技术发展导向的现代文明或许应该是将女性从生育的痛苦中解放，如费孝通所展望的那样，“不必用自然方法去怀孕和抚育胎儿，这终究是一种痛苦的事，人类有责任去为妇女免除这痛苦，以人工的方法使生殖细胞结合，在机器里把胎儿养大。”

科学技术远比伦理和法律发展得更快。如果想正确地使用技术，将人类推向更幸福的境地，需要不断思考并改变既有观念。最重要的是，当我们讨论生育自由时，不应以任何一位女性的牺牲作为自由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