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贯中哪处描写，揭露了明朝女性的悲惨地位

“但到处，闻刘豫州，皆争进饮食……当下刘安闻豫州牧至，欲寻野味供食，一时不能得，乃杀其妻以食之……玄德不胜伤感，洒泪上马……又说刘安杀妻为食之事，操乃令孙乾以金百两往赐之。”——《三国演义》第十九回

上面这段内容，就是著名的“刘安杀妻”。刘备不幸落难，沿路百姓争先给他提供饮食，到了刘安家里，这个猎户一时弄不到野味，竟然把妻子杀了，割肉给刘备吃。曹操知道此事后，也非常感动，专门给刘安送去了钱财。

这段内容，被认为是《三国演义》中最恐怖、最变态的一段，虽然罗贯中写这一段的目的，是为了表现刘备受人爱戴——但是对于现代读者来说，这种行为让人无法接受。

正史当中其实并没有这一段记载，罗贯中之所以写上这一段，可能他觉得这种事情，在当时应该很正常。

因为《三国志》注引《英雄记》曾记载：“备军在广陵，饥饿困踧，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穷饿侵逼。”如果《英雄记》所言非虚，刘备军是有过“人相食”的情况的。为了活下去，刘备大几率也是吃过人肉的。

如果我们再把目光扩大到东汉末年，就会发现那时候天灾人祸，“人相食”的记载比比皆是。《资治通鉴》记载：“（兴平二年），李榷、郭汜等放兵劫掠，加以饥馑，二年间民相食略尽。”《三国志·魏书·荀彧传》有：“汉献帝初平二年，太祖军乘氏。大饥，人相食。”《后汉书》中也有：“绍兵围洪，城中粮尽，洪（臧洪）杀爱妾，以食兵将，兵将成流涕，无能仰视。”

你看，这一类的记载很多，罗贯中这一段内容的发挥，应该不算太夸张吧。

但是，我们细看一下就知道，这一段还是无法忍受。首先，几乎所有的史料记载中，“人相食”的前面，都有“大饥”、“粮尽”、“饥馑”这一类的前提，迫于无奈才会有“食人”的情况出现。而且，看《后汉书》中的记载，臧洪把小妾杀了给士兵吃，将士们痛哭流涕，羞愧的不敢抬头。所以，当时的大多数人都不会觉得“人相食”很正常，都是迫于无奈。

那么罗贯中笔下的状况呢，是不是迫于无奈？当然不是，刘备一路上都有百姓“争进饮食”，说明这附近的百姓并没有遇到饥荒，还能生活。而刘安之所以杀妻，是想让刘备尝尝野味，并非因为家里缺粮。刘安这种变态的杀妻行为，在罗贯中的笔下，竟然还得到了曹操的赏赐。

我们不知道真实的东汉末年，曹操会不会支持这种行为，但至少在罗贯中的认识中，杀掉妻子讨好刘备，似乎是很正常的行为。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会融入作者的生活经历，价值取向。所以，《三国演义》虽然讲三国故事，但也能从中看到明代的社会状况。

罗贯中生活在元末明初，经历了天下大乱，也经历了朱元璋时代的稳定和恢复。客观来说，明初的一系列政策极大地恢复了民生，洪武之治成果辉煌。但是，我们也能从史料中看到，从洪武年间开始，女性地位越来越低下了。

首先就是殉葬制度，从朱元璋开始又死灰复燃。可以肯定的说，人殉是一种残忍的习俗，商周时期较为普遍，至汉唐之后，人殉就几乎消失了。短暂的元朝虽然有人殉的传统，但影响力并不大。

所以，朱元璋恢复殉葬制度，不仅是一种历史倒退，更是开启了明朝女性的悲惨之路。其实，不仅是死后殉葬，在朱元璋死之前，就已经有了很多相关的记载。明人刘辰所著《国初事迹》，有不少恐怖的事件。

太祖亲征婺洲，有侄男子进女子一人，约二十岁，能作诗。太祖曰：“我取天下，岂以女色为心，诛之于市，以绝进献。”太祖尝使人察听在京将官家有女僧诱引，华高、胡大海妻敬奉两僧，行金天教法。太祖怒，将二家妇及僧投于河。

不问青红皂白，将无辜女性随意处死，此类记载比比皆是。虽然无法考证真假，但应该不是空穴来风。

更为恐怖的是，朱元璋信奉朱熹理学，大力推崇女性的守贞守节，造成整个明朝对女性的禁锢达到了历史高潮，产生了大量的“烈女”。

我们先看历史学家董家遵根据《古今图书集成》统计的节妇烈女数量，宋朝女性虽然也受到了理学的禁锢，但是统计出来的节妇（守节）为152人，烈女（殉身）为122人。到了明朝，节妇达到了17141人，烈女3688人。节烈观念被提倡到什么程度，社会风气多么恐怖，一组数字就能看出来了。

明朝女性悲惨遭遇的原因，除了程朱理学的思想控制之外，更重要的是从官府至民间的“引导”。

洪武元年，朱元璋下诏：“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让守节女子不仅能得到荣誉，还能免除家中差役——这是一种实际的，具体的奖励措施，对于普通家庭有着很大诱惑力。

朝廷的制度性奖励，意味着对这种行为的巨大鼓励，自然也会引起地方士绅和文人的响应。为节妇烈女歌功颂德者，大量撰文，四处宣扬。让女性为了名声而死，为了男性而死，成为了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

明代对于烈女的吹捧有多么夸张呢？我们看看嘉靖年间的昙阳子就知道了。

昙阳子，本名王桂，字贞焘，是嘉靖年间翰林学士王赐爵的女儿。昙阳子许配给了官宦家庭出身的徐景韶，但是两人还未完婚，徐景韶就去世了。昙阳子于是坚持守节不嫁，并且开始修仙辟谷。

守节本就是当时社会上支持的事情，嘉靖年间又自上而下的流行修仙问道。于是，小小年纪的昙阳子名声大振，当时著名的官员文人纷纷拜她为师，就连她的父亲王赐爵和叔叔也在其中。昙阳子二十二岁去世，在当时引起了轰动。我们可以看到，烈女在明朝是多么神奇的存在。

对于明朝女性而言，最恐怖的不是死亡，而是所有人都认为“守节殉夫”是理所当然的。再进一步说，大部分的明朝女性，也完全认同了自己“为夫而死”是理所当然的……

生活在洪武年间的罗贯中，耳濡目染，应该完全认同了女性的这种悲惨地位。也就是说，在罗贯中的意识中，为夫而死、为名声而死，是一件极其正常的事情。既然这样，那“刘安杀妻”也就顺理成章地写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