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在经学成就

韩愈的经学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道论当中。概而言之，他的道论是由如下几部分组成的：一、明道；二、原道；三、道统；四、道学。这几个部分，集中到一点，就是旨在对传统的儒家思想正本清源，并在这个基础上试图架构一套适应封建社会后期需要的经学理论体系。

“道”，是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中最基本的范畴之一。先秦时期，儒家标榜“以道取民”，热衷于谈“道”。孔子自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并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谈“道”谈得更多，如云：“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又云：“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荀子的道论很具特色，如说：“夫道者，所以变化遂成万物也。”（《荀子·哀公》）儒家经典对“道”也谈得很多，涵义也很丰富。《易经》的“复自道，何其咎”（《小畜》）；《尚书》的“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洪范》）；《诗经》的“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大雅·生民》）；《左传》的“忠信笃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襄公十二年）如此等等。先秦儒家和儒家经典所谈之“道”虽然展示了多向的、丰富的内涵，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这就是：儒家所谈的“道”，主要是指天人之道，其核心是指治道，也就是后来所标榜的王道。

中唐伊始，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向后期的逐渐过渡，学术理论界也开始活跃起来。“明道”思潮的泛起就是其中的重要表现。知识分子大谈其“道”，具有明显的继承历史传统、调整统治思想、重构理论体系的意向。唐中叶，谈“道”谈得最多的是两位对后世具有重大影响的经学家：一位是柳宗元；一位是韩愈。他们都谈“圣人之道”。不过，必须指出，他们虽然都谈“道”，但理论体系和倾向性并不是没有差别的。柳宗元所谈之“道”，内涵着人本主义的理论主张，比较进步；韩愈所谈之“道”，侧重于谈思孟一派之道，比较保守。道论的差别，说到底，反映了他们所代表的阶层利益的差别。

韩愈的一生，是以“明道”自许自命的一生。早在唐德宗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即在他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就立志要“明道”。他当时写过一篇文章，叫《争臣论》，内云：“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韩昌黎全集》卷十二）后来，他又指出：“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答李秀才书》）“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进学解》）这两句诗概括了他对圣人之道的崇敬与探求。

什么叫“明道”？所谓“明道”，就是明孔孟之道，详言之，就是认识弘扬贯彻孔孟之道。韩愈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古文运动中，他继承和发扬了“文以载道”的观点，这也就是他的“明道”思想在“文”方面的贯彻。在《答李秀才书》中，他说：“子之言，以愈所为，不违孔子，不以雕琢为工，将相从于此，愈敢自爱其道，而以辞让为事乎？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读吾之辞而得其用心，将复有深于是者，与吾子乐之，况其外之文乎！”在《题欧阳生哀辞后》中，他还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者，通其辞者，本志乎道者也。”这些说教，字里行间浸透了“文以载道”的思想传统，他是重其辞，更重其道。这是他对“明道”思想明白无误的张扬，又是对重辞轻道文风的一种批判。

韩愈不仅提出了“明道”主张，而且提出了“原道”问题。他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原道》。“原道”，就是旨在追溯和阐发“道”之“原”。在韩愈的心目中，什么是“道”之“原”呢？他说：“情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已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详，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餐。”（《原道》）在这里，韩愈说明，“道”之“原”不是指别的，不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而是在儒家说教当中，在儒家的经典“五经”当中。儒家经典所载的、儒家向来所谈的仁义道德，就是“道”的具体内容，儒家历来强调的礼乐刑政，就是“道”的具体体现，这些“道”决不是抽象的，不可捉摸的，而是非常具体，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所谓“道易明，教易行”的。因此，“原道”问题，其实就是为“道”追根溯源和正本清源的问题。

必须指出，韩愈强调“明道”和“原道”，是对唐代经学流弊的一种矫枉。唐代前期的经学，是以撰定和颁行《五经正义》为其特点的。《贞观政要》载：唐太宗“以文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师古与国子祭酒孔颖达等诸儒，撰定五经疏义，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付国学施行。”（《崇儒学》）《五经正义》虽然强调“义”，但它毕竟是以注疏之学为其特征的，具体而言，《易》主王弼注；《书》主孔安国传；《春秋》主杜预集解；《诗》、《礼》主郑玄注。《五经正义》的社会效益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相对地统一了经学，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唐初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另方面，注疏之学的特点是注不驳经，疏不驳注，专宗一家，不取异义。“不驳”就是墨守，就是盲目继承。经本和经说一旦钦定，人们只能照搬照抄，不敢越雷池一步。其结果也就必然窒息经学的生机。

《旧唐书·高宗本记》载，永徽四年（公元653年），“颁孔款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明经”是唐代取士的重要途径。“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唐会要》），这是明经考试的特点，也是它的弊端。对于这个弊端，统治集团内部是早有察觉的。如：“文宗开成四年闰正月，上谓宰相曰：‘明经会经义否’？宰相曰：‘明经只念注疏，不会经义。’上曰：‘只念注疏，何异鹦鹉学舌’！”（《州府元龟》）这段对话揭示了几个问题：第一，唐代盛行的《五经正义》之举是注疏之学；第二，这种注疏之学窒息了经学家对义理之探求；第三，对于“明经”考试，最高统治者是有看法的，是不满意的。

对经学中的注疏之学和明经取士所产生的弊端，在中唐时期的经学家、思想家中，理论也是很多的。比如，唐肃宗时，礼部侍郎杨绾就指出：“明经比试帖经，殊非古义，皆诵帖括，冀图侥幸。”尚书左丞贾至进一步指出：“宣父称颜子不迁怒，不贰过，谓之好学。……今试学者以帖字为精通，不穷旨义，岂能知迁怒贰过之道乎？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唯择浮艳，岂能知移风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袭其流，波荡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则小人之道长；小人之道长，则乱臣贼子生焉。”这些材料，均出自《旧唐书·杨绾传》，此传并载：“给事中李ｙì＠①、给事中李栖筠、尚书左丞贾至、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严武所奏状与绾同。”可见中唐时期，对经学中的注疏之学和明经取士的弊端，许多有识之士，看法是趋向一致的。对“先王之道消，则小人之道长”的认识和讨伐，正是中唐时期“明道”思潮得以产生的前提，也是韩愈企图通过“明道”和“原道”，对经学流传中的弊端实施正本清源的思想基础。

还必须指出，韩愈强调“明道”和“原道”，是对佛教流传的一种批判与抵制。李唐一代，特别是玄宗以后，佛教得到迅猛发展。据《唐会要》，开元时期，全国寺庙总数已达五千三百五十八所。《资治通鉴》载录了代宗时期君臣信佛情况，内云：“元载、王缙、杜鸿渐为相，三人皆好佛。缙尤其，不食荤血，与鸿渐造寺无穷。上……深信之，常于禁中饭僧百余人。有寇至，则会僧讲仁王经以禳之，寇去则厚加赏赐。胡僧不空，官至卿监，爵为国公，出入禁闼，势移权贵。京畿良田美利多归僧寺。敕天下无得ｃｈｕí＠②曳僧尼。”（《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四）又载：代宗“造金阁寺于五台山，铸铜涂金为瓦，所费钜亿。（王）缙给中书符牒，令五台僧数十人散之四方，求利以营之。（元）载等每侍上从容，多谈佛事，由是中外臣民承流相化，皆废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

佛教的迅速传播，不仅给李唐帝国带来了许多社会政治问题，而且给中国的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思想以极大冲击。佛教有自己的典籍，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在道德问题上有自己判断是非的标准。佛教信徒日众，禅悦之风日炽，这一切，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不啻是一个严重的挑战。有挑战，自然也就有反挑战。于是，佛教及其理论体系的流播过程，也就成了传统思想的卫道者们讨伐佛教、限制佛教势力发展的过程。在此斗争过程中牵涉到一批经学家、思想家。韩愈之前，傅奕是思想界排佛的代表，他有一个上疏是很出名的，疏云：“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识胡术，恣其假ｔｕō＠③，故不忠不孝，削发而楫其亲，游手游食，易服而逃租税。凡百黎庶，不究根源，乃追既往之罪，虚觊将来之福，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期百日之粮。”（《新唐书·傅奕传》）这个上疏，从多种角度揭示了随着佛教的传播而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并表明了排佛论者对此所持的基本态度。

韩愈继承了傅奕的排佛思想且有了新的发展。他的排佛的理论和主张，集中体现在《论佛骨表》、《原道》、《与孟尚书书》等三篇文章当中。综而论之，他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讨伐佛教：一是认为佛教来自夷狄，并非先王之法；二是认为佛教所宣扬的轮回报应，并不可信；三是认为佛教提倡出家修行，有悖于中国传统伦理；四是认为佛门养尊处优，加重了社会负担，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必须着重指出，韩愈强调“明道”和“原道”，是企图通过宣示自己的理论和主张，把人们从佛教理论的笼罩下解放出来，维护中国传统思想的固有地位。《原道》中有一段话是发人深思的，说：“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韩愈强调“明道”与“原道”，就是强调中国传统之道，强调孔孟之道。他对佛老之道，是采取抵制和批判态度的，是主张“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的。这种排佛的理论和实践，在历史上也是应该充分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