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军事实力为什么会很弱？问题就在“将懦兵骄惰”这个五个字

北宋建国后，为了防止武将势力的膨胀，宋太祖赵匡胤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削夺将帅手中的兵权：

其一是通过“杯酒释兵权”、“后苑之宴”等赎买方式，解除了禁军中一批资深权重的高级将领的军权，起用一些资历较浅、容易驾驭的将领掌管禁军；

其二是将握兵权、发兵权、将兵权一分而为三，遇有战事，临时遣将将兵；

其三制定“更戍法”，形成“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局面，达到“将不得专其兵”目的；其四是以“以文驭武”，最高军事机关——枢密院的长官多地由文臣充任。

宋太宗时期，一方面由于其弑兄夺位的阴暗心理作祟，一改宋太祖于所用之将“专而不疑”的态度，对带兵的武将甚为戒备；另一方面，随着两次北伐的失败，其眼光遂完全向内，在文官集团的支持和配合下，对统兵将帅大行猜忌之法。

京畿禁军将领全部换成惟命是从的藩邸亲随;前方将领则受到严格控制，即实行所谓“将从中御”。为了监视武将，宋太宗还让不懂兵事的宦官也参预军事，给予监督之权。这些做法，不仅严重地箝制了将帅的行动，而且极大地削弱了将帅的权威，遗患无穷。

宋真宗即位，“重文轻武”政策作为祖宗家法得到继续贯彻。特别是至“澶渊之盟”签订以后，宋辽边境恢复和平，统治集团对将领的控制更为变本加厉。于是，北宋武将群体倍遭冷遇。这一时期，以文臣任统兵官来督帅武将已渐成惯例。

到宋仁宗时，统治者对将官的压制进一步加剧，文臣完全控制了军队的指挥权，武将则受沦为其副贰。“以文驭武”、“重文轻武”之风达到了顶峰。武将受到统治集团的无端猜忌和百般防范，使他们不得不苟且偷安，求得自保。王德用一生中曾两度入主枢密院，又因文臣的猜忌和攻击两出枢密院。

狄青的遭遇更为悲惨。他在抵御西夏和平定南疆侬智高叛乱的战场上是所向披靡、功勋卓著的将领;但在政界却成为文官集团排挤和打击的对象，既缺乏应有的地位，也难以施展抱负。最终，狄青被贬出朝，抑郁而死。武将的社会地位跌至历史的冰点。

然而，在严格扼制武将的同时，北宋却在物质上，乃至刑罚上姑息宽纵武将。

对普通将官有罪必罚，严惩不贷，但对高级将官就明显表现出法外施恩的态度。宋太祖、宋太宗对王全斌、王继勋、曹彬、潘美等人的案例可以发现宽容程度是显然的。而宋真宗，姑息宽贷作过将官业已形成风气。咸平二年，忠武军节度使傅潜畏战不出，又压制将官抗敌，置朝廷命令于不顾，使辽军得以长驱直入。

宋真宗仅削其官爵，流房州，后又官复原职，致使一些无能将帅看到了生的希望，他们不再畏惧军法。由于长期以来对犯罪将官的惩处不力，使宋军士气丧失殆尽。北宋中叶，西夏元昊对宋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每次都以宋军的惨败告终。

北宋统治者始终把军队将领视为腹心之患，为什么会在抑制武将、防范兵变的同时，又以一种姑息容纵的态度对待作过将官呢？

开国之初，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时对石守信等大将说:

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

此番话反映出了宋太祖及其后世对武将的统治心态。即在其集团利益允许的范围内，统治者可以在官场中给予武将们高额俸禄，允许或者鼓励他们在物质上的奢靡腐化，甚至可以在刑罚上对他们处处偏袒宽贷，得过且过。

这些可算是统治者对武将的一种补偿，一种在剥夺他们军权之后的，在其他方面给予一定特权的补偿。如此，对为将者一方面猜忌和防范，一方面纵容和姑息，就构成了北宋驭将政策相反相成的两个侧面。

由于将官的无权、畏权，无力治军，兵将关系松散，以及朝廷任将喜好庸才，特别是统治者对无能将官的惩办不力，姑息放纵，难以起到惩上以御下的警示作用，这些原因都使得到北宋军事实力上出现“将懦兵骄惰”的现象，极大地削弱了北宋军队的战斗力，一直处于军事劣势，被动挨打。直至北宋末年，将官不但不能训练军队，而且管理也极为松弛，及至宋钦宗，出现“靖康耻”惨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