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通”犯罪嫌疑人留下父母被判刑，潜逃境外十一年落网

3月12日，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北郊小镇Golden Coast 的居民小区CONCERTO，虎头虎脑的小男孩和母亲一起接待了陌生客人。

“我今年四岁，我的名字叫SUNLEIMAN，我的爸爸是SUNRESH。”他用一口流利的汉语，跟来人交流：“欢迎来我家参观。”

3月12日10时53分，孙大龙（SUNRESH）的儿子SUNLEIMAN在家中透过窗子向外张望。

当日，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特派记者以租房的名义，探访了这家人。

巨大的客厅里，摆着几件简单的家具家电，虽然门上贴着大红福字，仍显得空荡冷清，只有茶几上的几张家庭合影算是增添了一些温馨氛围。

年幼的SUNLEIMAN并不知道，他父亲的真名是孙大龙，是“猎狐”对象，改头换面在异国他乡藏匿了11年。

一个月前，就是在这个家里，孙大龙被印尼移民机关蹲守多日的警员们控制。在中国驻印尼使馆的协调下，他即将被遣返。

3月13日15时28分，印尼雅加达北区移民局会见室，工作组民警查看嫌疑人孙大龙相关移交资料。

“狐狸”的故事：两次错误的决定害了57个家庭

这不是孙大龙第一次抛妻弃子。

时钟拨回到14年前，孙大龙那时还是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的一名公务员，妻子也有稳定的工作，一双儿女都上了小学；父亲也是公职人员，母亲有退休金，一大家子其乐融融。

据孙大龙交待，当年鄂尔多斯经济腾飞，他眼红很多人做生意“发了大财”，就注册“投资公司”，拉着父亲坐镇办公室负责“接待客户”，他和母亲则负责在外跑“业务”，向亲戚朋友熟人等拉“投资”。

就这样，一个“家庭作坊”式的犯罪团伙成型。在没有任何资质的情况下，他以花言巧语许诺保本，月利“二分”甚至“二分五”。雪球越滚越大，窟窿越填越深。不到两年，“投资公司”就把55名“客户”的1540余万元存款赔得精光，55个涉案家庭多年积蓄灰飞烟灭。

2013年初东窗事发，孙大龙卷走仅剩的钱逃往印尼，留下父母被判了刑，刑满释放后老两口躲债到了农村老家。一双儿女从小学到大学，最重要的成长阶段都缺失父亲的陪伴。

据孙大龙交待，一开始到雅加达投靠“朋友”，仗着从国内带来的钱，过了一段逍遥日子。但没多久钱就花光，没有身份、没有工作、没有亲朋，加上语言不通，他开始了“吃完上顿没下顿”的东躲西藏生活。孙大龙靠自己的“姿色”，经常更换女友，花女友的钱及国内朋友的接济勉强度日。

他深知民警一直对他紧追不放，所以从不敢暴露身份，居住地、手机号经常更换，手机每次开机几分钟就关机。

就这样过了三四年，直到他遇到现在的“妻子”。“妻子”在一家夜总会当“妈妈桑”，有钱、有交际关系。由此，孙大龙获得印尼身份，摇身一变成了SUNRESH。对所有人隐瞒在逃人员身份，“夫妻”俩有了一个儿子，还跟人合伙开起了公司。

公司逐步走上正轨，聪明伶俐的儿子上了幼儿园。“一家”三口在雅加达的华人聚居区Golden Coast租了一套房子，“岳父岳母”时不时来小住一段。又一个家庭看起来其乐融融。

“我‘媳妇’一家人对我都很好。”孙大龙称。他被押解回国时，还带着“岳父”春节时从国内为他购买带去雅加达的棉袄。

但是，这一切也将要破碎了。“我们马上就搬家了。”孙大龙的“妻子”告诉记者：“房子内所有的东西我都不带走。”

3月13日21时20分，在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三号航站楼，李文明（右二）和敖拉（左二）接到雅加达北区移民局警员交过来的孙大龙（左三）。

“猎手”的故事：万里“猎捕”两次“踩住了狐狸尾巴”

11年来，“猎手”们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孙大龙的“猎捕”。期间多次组成工作组赴印尼，在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的协调帮助下，与印尼相关执法部门合作展开缉捕。其中有两次已经“踩住了狐狸尾巴”，但孙大龙有着极强的反侦查意识，两次都“挣脱”了，这成为是“猎手”们多年以来的一块心病。

“不抓住孙大龙，绝不放松。”这是他们共同的决心。

2014年7月“猎狐行动”正式启动后，时任“猎狐”队员、现任包头市公安局直属侦查一分局教导员郝伟，根据准格尔旗公安局在工作中发现的孙大龙藏匿线索，于当年11月带队赴印尼展开工作。

这次的行动相当惊险，正赶上11月15日的印尼近海大地震，他们顶住可能出现海啸的压力坚持不撤回。队员、时任准格尔旗公安局经侦大队副大队长李豹与印尼警方合作在夜间展开工作时，小腿被划开了一个十来厘米长的口子，流了一摊血，止都止不住。匆匆在医院缝了11针，李豹第二天就一瘸一拐地继续工作。

但是，在雅加达警局配合下经过30天的工作，工作组没有发现孙大龙的任何踪迹。在发现的四处疑似孙大龙的居住地及其前女友处，都没有得到有用线索。

3月13日15时28分，印尼雅加达北区移民局会见室，中国驻印尼使馆警务联络官韩冬（左一）和工作组民警会见嫌疑人孙大龙（右二）。

时间来到2015年，“猎狐2015”持续推进。5月下旬时任公安部“猎狐”队员的戴涛和同事们再赴印尼，对包括孙大龙在内的20余个重要“猎狐”目标展开工作。

在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的协调下，印尼方十分重视，指派雅加达警局最精干的警力——特别行动队配合此次行动。

根据前期工作掌握情况，孙大龙预计会在6月11日到自动取款机接收国内朋友的汇款。

银行、商场、居民小区和集市，四个点位的取款机都有可能成为取钱地点。从一大早到中午，戴涛及工作组同事、特别行动队队长杰瑞和雅加达六十多名同行们分成四组，在四个地点经过6个小时漫长的蹲守，终于在商场发现了嫌疑人的蛛丝马迹。

行动！

这是雅加达最繁华的商场之一，人流涌动，错综交叉，一张张陌生的脸从戴涛眼前不断滑过。一共五层的商场，从一层搜到了四层，他们不放过一个角落、不错过一张脸，依然一无所获。

在五楼！大家心照不宣，从各自方位悄悄“摸”向五楼，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就在那一刻，嫌疑人的踪迹突然消失……

尽管如此，他们依然继续在商场及周边搜寻到夜幕降临才收队；并在此后连续多日深入搜查，穷尽了一切办法；后来戴涛又两赴印尼与印尼相关执法部门联合开展工作；但再也没有发现孙大龙的蛛丝马迹。

“已经踩到了‘狐狸’尾巴，又被他‘挣脱’了。”至今说起来，戴涛依然满是遗憾和不甘。一直以来，孙大龙都是他和杰瑞之间最重要的话题，虽然俩人英语都不太好，但一提起SUN就滔滔不绝。

3月13日21时33分，在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三号航站楼，李文明（左二）和雅加达北区移民局警员（右一）商议移交细节。

无论跑多远、躲多久、藏多深 都逃不脱法网恢恢

3月13日，公安部“猎狐办”的“猎狐队长”田雨、“猎狐”队员梁晨，公安部国际合作局简朴，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经侦总队新一代“猎手”敖拉和已经调岗到派出所又主动申请参加行动的李文明组成工作组，肩负着十年来一茬又一茬“猎手”们的努力和期待，从万里之遥的雅加达把孙大龙押解回国。

去年，“猎狐2023”专项行动发起对包括孙大龙在内藏匿印尼的4个重要目标新一轮攻坚。5月，中国驻印尼使馆专门就此向印尼有关执法部门发出照会。

印尼移民总局情报司行动处处长班邦•特里尤多诺介绍，去年10月印尼移民总局与人口与民事登记总局在工作中发现，印尼人SUNRESH与孙大龙为同一人，并确定了其在雅加达的居住地。

2月13日17时许，印尼移民总局和北雅加达移民局的警员们敲开了孙大龙的家门。“SUNRESH，你的真名是SUN DALONG吗？”警员问。他点头承认，没有做任何反抗。“当时我心里咯噔一下，该来的终于来了。”他向记者讲述：“犯了事终归要承担。”

3月14日8时11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三号航站楼，孙大龙在讯问笔录上按指印。

13日21时，在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三号航站楼，接到雅加达北区移民局警员交过来的孙大龙，望眼欲穿多时的李文明立刻紧紧抓住他的左臂。

“还记得我吗？我是李文明！”

“记得、记得，十年前咱们通过电话。”

“当时为什么不回国投案？”

“当时太年轻，做了错误的决定。”孙大龙说。

“要是当时回国承担责任，现在也许都已经出来重新开始了。”他感叹。

如今，经过11年的颠沛流离，等待他的依然是法律的审判。

从雅加达到北京，七个小时、一万多里的航程，李文明和敖拉将孙大龙夹在中间，一刻也没有离开视线。

3月16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起听到孙大龙落网时的情景，郝伟依然激动得哽咽不能言。

“孙大龙的罪行对群众的切身利益产生了最直接的伤害，只有抓他归案才能给群众一个交待，体现‘猎狐’的重要意义。”戴涛说。

3月14日6时25分，CA978次航班马上降落，孙大龙擦去悔恨和激动的泪花。

“天网恢恢！”田雨展示了戴涛当年在雅加达搜集到的孙大龙照片并感叹道。照片里，孙大龙坐在雅加达郊外热带雨林中的小溪边一块大石头上，脚踏在浑浊的溪水中，穿着一身名牌，笑容灿烂。“这回他可笑不出来喽。”敖拉接着说。

疏而不漏！在他踏进了犯罪的污流那一刻，就注定了绝不可能笑到最后。

来源：人民公安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