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海盗王方国珍，最早起事最晚投降，为何能在朱元璋手里善终？

1368年闰七月二十八日，面对近在咫尺的明军，元朝的第十一代皇帝元惠宗，当然你也可以称其为元顺帝，他在清宁殿宣布，让怀王监国，自己则将前往上都“北巡”。

此语一出，身旁的太监立刻跪倒在地，嚎啕痛哭着表示，愿意带领卫士军民，出城和明军拼命，希望皇上能够留在京城，不要北上。

“世祖之基业，陛下奈何弃之？”

元惠宗黯然叹息道，“朕今岂能复作徽、钦？”

当天半夜，元惠宗带着皇子、妃嫔和一百多名大臣，飞奔出城，逃往二百五十公里外的上都。五天后，大都为明军攻破，八十四岁的怀王以及留守于此的元廷大臣悉数殉国。自此，元朝在中原地区的统治结束。

从忽必烈一二七一年定国号开始计算，享国祚九十七年。好，如果单看上面的表述，对历史不太熟悉的朋友多半会以为元朝是被朱元璋坚定地一路北伐平推掉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元末这场大乱斗中，朱元璋和元廷的关系相当复杂暧昧。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陈高华，他在《元史研究论稿》中认为，“朱元璋对于反元斗争是一贯消极的，对元朝的态度也是很暧昧的”。

真正摧毁元朝统治根基的是以下四股势力：韩林儿的“宋”政权，徐寿辉的“天完”政权，张士诚的“大周”政权。

还有一个，是方国珍。

他的画风和其他人不太一样，因为方国珍的抬头是元朝卫国公，兼太尉，兼江浙行省左丞相。这篇文章，咱们单聊方国珍，因为我觉得这家伙的存在感、重要性和有趣程度，都被低估了。

方国珍这个人说他有趣，并不是有趣在生平事迹。他的生平精彩是精彩，但并不复杂。

三点就能概括：第一点，他是“首义”，是元末群雄中最早出来开堂口的，比红巾军早三年，比朱元璋的老丈人郭子兴早四年。

第二点，方国珍“朝三暮四，叛服无常“。早期一面接受着元朝的招安，一面各种乱杀元廷命官，断大都的海运。而后期一面臣服朱元璋，一面又和元廷以及其他势力暗通款曲。

第三点，方国珍最神奇之处，是他居然在朱元璋手里善终了。一三六七年，拥兵数万，割据一方二十年的方国珍向汤和投降，是南方势力中较晚倒台的。朱元璋没有为难他，反而授其高官。七年后，方国珍在南京安然去世，享年五十六岁。朱元璋亲自设祭悼念。

这就很不科学了，因为我们都知道，王朝末期动乱，打响第一枪的“首义”之人属于炮灰，很少有不死的。而“末雄”也很少能活的，因为胜者不再需要做姿态，没有政治顾忌了。再加上方国珍之前各种骑墙反复横跳，这样的行为，在朱元璋这种活阎王跟前，属于debuff叠满。

因此，清朝人对取死有道的方国珍能够善终这件事百思不得其解。《明书》里记载“回视吴楚，俱烟消灰灭”，但方国珍居然能“在太祖迅霆之下独乐天年，保子孙安享富贵厚禄”，这不合理。

看了此人的故事，笔者倒是觉得，其实这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因为杀方国珍代价太大，朱元璋未必扛得住。

保方国珍，就是保大明。

要论证这个观点，需要有点耐心。来，我们先看方国珍的地盘，下图有，大致就是今天的浙江省。

春秋时属于“越”。当然，方国珍膨胀的时候，也曾想过北上去抢张士诚的地盘，但最后没有得手。而张士诚的地盘是这块，春秋时属于“吴”。

因此，“张方之争”就是低配版的吴越争霸。吴和越，两者最关键的区别在于地形。肉眼可见，吴地平原更多，越地山区更多。

因此，从受中原文化影响角度讲，必然是吴地“知王化”更早、更深，越地更晚、更浅。从秦始皇征百越开始，直想在越地搞郡县制，但搞了四百年，直到孙权时期才初见成效，渐进式完成编户齐民。

反观吴地，战国时期就被楚国设县了。县内土地和自耕民都归楚王室直接管辖。好，那么问题来了：这两块地方，假如遇到王朝末期的暴政，大家觉得两地百姓谁的生存几率会大一些？

那肯定是越，对吧？因为越地多山呐，外面活不下去，我就躲山里面嘛，等天下太平再出来。一直太平不了，那我索性就不出来了。

山里条件苦是苦点，但没有役赋税啊！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穷山恶水出刁民”。这句话从我或者各位的嘴里说出来，都不行，妥妥属于歧视他人。

但从古代统治阶级嘴里说出，合理合法合规。因为穷山恶水意味着地形险要或土地贫瘠。地形险要，军队就开不进来；土地贫瘠，军粮就没法就地大规模筹措，需要从其他地方调。

这俩凑一块，都指向一个结果，那就是穷山恶水之地非常不利于推进王化。帝国官僚没法以军队这个暴力机器为后盾，舒舒服服地“牧民”，所以他们必然要谴责：你们这帮躲在山里的家伙，越活越回去了，好的不学，非要学断发文身的蛮夷，害得我没办法在你们身上抽到赋税摊派徭役，简直太可恨了，穷山恶水出刁民！这就是官僚士大夫语境下刁民的真正含义。刁民并不是良民的反义词，而是顺民的对立面。

将脱离“编户齐民”状态的百姓，定义为蛮夷或者刁民，本身就是一种“解释权霸凌”。而随着历史不断行进，衣冠各种南渡，王室各种南迁，造成了古代中国的经济重心由北向南转移。这种转移对“越地”的影响就是：百姓想成为“刁民”越来越困难，因为各种山谷、滩涂、沼泽都被政府开发出来了，水利系统也先进了，进山谷的道路也修好了，守备军也能够长驻于此了。

于是，在面对残酷的暴政时，“穷山”不再是刁民们的桃花源，他们只能寄希望于“恶水”，也就是海洋。这些跑到海上去的刁民，我认为大概率就是《越绝书》里的“外越”。“外越”泛指秦朝和秦朝之前生活在江苏、浙江、福建沿海和附近岛屿上的越人部落。

《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辞典》里对外越还有一个补充说明。这个补充说明大家乍一看感觉毛病不大，但细品很有问题，因为它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些已经接触过大陆先进文化的外越，在秦朝如此落后的航海技术之下，仍然愿意冒着危险穿行于太平洋诸岛，而不是到岸上来种地。有没有一种可能，这批外越其实本来是“内越”？

甚至压根就不是越，而是楚人、齐人。他们接受不了秦始皇的那套法家苛政，所以一路逃一路躲，最后，跑到了秦国行政触角够不到的海上。那对于秦始皇而言，既然你们冥顽不灵，不愿当大秦子民，那就呆岛上别回来了。

当然，我肯定不能让你们太逍遥，不然你们今天捞点海鲜，明天搞点什么太平洋诸岛上的土特产，来岸上做生意，日子过得比我这的顺民还舒服，那还得了？所以秦始皇只能按照对付北方夷狄的方式来对付外越一一迁来大量的囚徒守住沿海，相当于人肉长城，“以备东海外越”。

当然，历史是动态的。随着中原王朝行政触角的延伸，和制度的不断完善，外越也要面临新的选择。海上的艰险和岸上的苛政，一定会存在一个分界点。假如岸上的政治生态较为清明，或者苛政不怎么过分，那么外越就来岸上。

一旦苛政让他们活不下去，那就重新去海上，俗称“用脚投票”。举个例子，宋末元初的朱清和张瑄，他们这帮人，宋末是海盗，元初就成了船户。为什么呢？

因为在南宋那套制度里，这帮人没有活路，但在元朝，有。当时南宋的情况是，北方国土全部丧失，荆湖和四川又天天打仗，被打烂了，所以南宋末期国家财政极度依赖东面这一小块沿海之地。从范围上看，就是方国珍后来割据的地方。

南宋收重税也就算了，关键它为了防止地方势力做大，在财政设计上还特别强调“重中央，轻地方”。每年各路的收入几乎全部上缴，没有留存。

那地方要用钱怎么办？自己想办法喽！地方一想办法，那大地主和富户怎么办？自己想办法喽！大地主和富户一想办法，底层百姓怎么办？只能去当外越了。

而元朝的解决方案也很简单，只需要把这个分界点往岸上拉一点就行啦。蒙古人对朱清、张瑄这些头目说：来，和我们合作。实话告诉你，我们蒙古人脑子确实不如你们汉人。

你们赵官家设计出来的那套市舶税收系统，太复杂了。什么细色五抽一，粗色七分半凑一，还有什么纲直、杂事、贴课之类的，把我们搞得头都大了，我们不会。我们只会包税。

所以我封你一个实权的漕运万户，每年你只需要给我一笔固定的钱，剩下的你爱怎么弄就怎么弄。而小外越们，你们也不要费劲当海盗了，多危险呐。你们不是会开船吗？

替我运粮啊。我在北方有好多怯薛，好多色目老爷要养啊。光靠大运河不够，需要你们走海路运粮，我按石数跟你们结算“水脚钱”。

而且，你们这帮人不是特别熟悉日本、高丽还有东南亚诸国的贸易线路吗？那正好，你们可以“许载私货，以酬其劳”，“交通诸番以求富”嘛。我不来收你们的税，或者收的很少。

反正我国土面积大，只要你们弄来的商品，之后能在全国大市场里流通起来，那我每个陆地城市里的市易司就赚翻了，不差海关这点钱。所以元初的外越在这种非常宽松的政策下，没有人再去当海盗了，几乎全部上岸，成了诸色户计中的“船户”。这些船户每年通过海路，向北方运送数百万石的粮草。

同时，明州、泉州和太仓等地，成为了世界性的重要港口，富庶繁华，盛极一时。但元朝到了中后期又拉跨了。船户们的生产资料，船只被兼并，额外承担杂役赋税。

元廷因为财政危机下调“水脚钱”，滥发纸钞导致经济动荡。总之，这个分界点又开始往海上走了。所以船户又变成了外越，外越又变成了海寇。

他们“占刘官芦，贩盐行劫、聚众侵害”。蒙古人则不得不效仿起了秦始皇，“绝舟人之登岸”。那结果自然是“公私大失其利”。

岸上失其利必然导致元廷要进一步压迫百姓，越来越多的百姓又被逼成了海寇。方国珍这股割据势力，就诞生自这样的恶性循环。

好，那么剩下的事情就很顺理成章了。

为什么方国珍如此反复无常？为什么朱元璋能杀的全杀了，唯独不杀他？叛服无常是因为自古以来，外越这个群体的全部诉求就是：经济诉求和生存诉求。

他们从来没有产生过政治诉求。在元末这种特大乱世，方国珍甚至从头到尾，都没有给自己弄一个类似“越王”的抬头，更别提开国号称帝了。他和他的手下，对所谓的天命，所谓的政权合法性，毫无兴趣。

他们只是希望这个点尽量往左，最好能恢复到元初的位置。至于站在岸上的是谁，是朱元璋还是李元璋，或是铁锅帝、铜锅帝，真的无所谓。而政治站队风险，说实话，并不是外越要考虑的事情。

站错队又怎么样呢？身后是舟山诸岛，再后面是汪洋大海。了不起去“交通诸番”，去太平洋诸岛“传播大陆先进文化”嘛。

一千多年就是这样过来的，秦始皇都没有招，你咬我？你咬我，我就“聚船行劫，登岸殴击”。死了我一个方国珍，还有方国珉、方鸣谦、方明礼。

但凡方氏家族还有一口气在，大明海域就永无宁日。这个代价在洪武初年，不知道朱元璋能否承受得住？假如诸位认为承受得住，那么笔者再讲几段史料，以供参考。

第一段，方国珍投降后几个月，明军北伐。为了替北伐军输送粮草，朱元璋实施了海运。最早是谁主持的呢？是汤和。他奉命率领明军“造船明州，运粮直沽”。明州就是宁波，直沽在今天的天津市。

但结果如何呢？没有运明白。“海多飓风，输镇江而还”。

也就是说，汤和可能都没有完全过上海，跑到太仓港就跑不动了，只能往镇江去。那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温州、台州、庆元，还有兰秀山，都是之前方国珍的地盘。也就是说，还是得依靠这帮外越人。不然，北方的明军就得饿肚子。

第二段史料，方国珍投降后，朱元璋给了他一个挂职，放在南京养着。

但方国珍他还有很多亲戚，都被放出去，在各卫所担任要职。比如，他的侄子方鸣谦，他被朱元璋授明威将军广洋卫亲军指挥事。广洋卫，大家听这个名字就知道，是负责“舟师出海，巡捕海寇”的。

洪武早期，倭寇很烦人，朱元璋就把方鸣谦叫过来，说你们家族，世代出入海岛为生，可历陈海防利弊。那这个就属于专业对口了，方鸣谦回答“倭自海上来，当在海上备御之”。

说人话就是：不能像现在这样只布重兵在岸上，海上只负责来回救火，不能这样，而应该反过来，直接到海上去部署水寨和兵船，与沿海的卫、所、巡司错落分布，让倭寇连岸都摸不到。

“使倭不得入海门，入亦不得及岸”。朱元璋又问，那我没有这么多兵啊。上曰：“兵于何取？”

大家注意，接下来方鸣谦的回答很有意思。这个话相当滑头啊。方鸣谦的意思是先从民户里抽，你家有四个男丁以上，抽走一个。

但大家看，在洪武年间，浙江总户数大概是20万，人口差不多1000万。也就是说，一户人家连男带女、连老带小，平均也就是5口人。大家觉得一户里要有4个男丁，这个概率能有多少？

我替大家算过了，按照正态分布概率只有6%。也就说浙江这20万户，最多只能抽出来12000人。可实际最后在沿海布防了多少兵呢？

根据《明史·汤和传》记载，他“于浙西、东设卫所五十有九”。58700-12000=46700。那么问题来了，这46700人是从哪弄来的？

只能是从方鸣谦口中所说的“旧时伪将”处招募来的。那浙江的“旧时伪将”还能有谁？不就是方氏割据政权吗？

换言之，汤和新设的，用来备倭海防的59个卫所6万人中，有80%是方氏的旧部。

你猜朱元璋敢不敢杀方国珍？

保方国珍，就是保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