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衡的勤学之路：'凿壁偷光'故事的起源与演变

“凿壁偷光”作为勤苦读书的教育故事，在中国民间流传甚广，妇孺皆知，耳熟能详。但是，这则故事既不载于正史，也不发生在科举流行的时代。

“凿壁偷光”的主人翁是生活在西汉时期的匡衡。

匡衡的具体生卒年不详，在《史记》《汉书》中都有记载，不过《史记》里写的不多，《汉书》写的相对多一些。依据史书记载，匡衡大致生活在汉宣帝到成帝的时候，只是描绘出了年少的匡衡家贫、好学的境况。但两者都没有记载“凿壁偷光”的事。

最先将匡衡不因家贫而弃学，作为努力学习典范的是《潜夫论》。作者王符主要生活在汉和帝至桓帝之时，此距匡衡在世，至少百年。

《潜夫论》中对匡衡给出了“耳目聪明，忠信廉勇”的评价，认为匡衡之所以不会像其他穷人那样“贫者则以乏易计”，是因“徒以其能自托于先圣之典经，结心于夫子之遗训也。”虽然依旧没有“凿壁偷光”，但匡衡“自鬻”和“读先圣之典经”，其克服困难、坚持读书的形象十分突出。

而最早将“凿壁偷光”这个故事完整讲述的是在东晋葛洪写的《西京杂记》中。

其中“闻《诗》解颐”写道：匡衡字稚圭，勤学而无烛。邻舍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邑人大姓文不识，家富多书，衡乃与其佣作，而不求偿。主人怪，问衡，衡曰：“愿得主人书遍读之。”主人感叹，资给以书，遂成大学。衡能说《诗》，时人为之语曰：“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鼎，衡小名也。时人畏服之如是，闻者皆解颐欢笑。衡邑人有言《诗》者，衡从之，与语质疑，邑人挫服，倒屣而去。衡追之曰：“先生留听，更理前论。”邑人曰：“穷矣！”遂去不返。

这则故事，不仅包括了“凿壁偷光”，还提到了匡衡不要酬劳要读书的事，这些都成为了今后世人所知匡衡勤苦读书的基本素材。

葛洪之所以要写匡衡的故事，主要是因为葛洪与匡衡有同样的少年经历。葛洪在《抱朴子·自叙》中回忆自己的少年时代“饥寒困瘁，躬执耕穑，承星履草，密勿畴袭。又累遭兵火，先人典籍荡尽，农隙之暇无所读，乃负笈徒步行借。又卒於一家，少得全部之书。益破功日，伐薪卖之，以给纸笔。就营田园，处以柴火写书。坐此之故，不得早涉艺文。常乏纸，每所写反覆有字，人尠能读也。”

当听说了西汉匡衡虽年少家贫，却仍坚持读书的故事后，深为感动，记录下来。

隋唐时代，科举考试兴起，匡衡读书的故事开始频繁出现在各类书籍之中，特别是以《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白氏六帖事类集》最为出名。它们不仅写凿壁偷光之事，更是将原来的“穿壁引光”，改成了“凿壁偷光”，凸显匡衡的积极主动、刻苦求学的形象。

到了宋代，《西京杂记》被官方认定为史书，“凿壁偷光”被包括苏轼等诸多宋人在诗文中引用，众人皆知，匡衡至此成为“学习模范”，激励着人们勤学苦读、废寝忘食。

元帝时的匡衡，以研习《诗经》而为大儒，历迁郎中、给事中、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光禄勋、御史大夫，封乐安侯，最终由一代名儒而成为当朝宰相。

遗憾的是，匡衡后来的心思却放到了做官上，为了做官而做官，以至于开始是非颠倒，更有贪腐之举。。

元帝即位之初，发生了日蚀、地震这样的灾异现象。元帝问以政治得失，匡衡即上书皇帝，大讲特讲贪财贱义、喜好声色、崇尚奢侈已成为天下风气，人们为利益所驱使，连最基本的纲纪人伦都不顾了。为此，建议元帝以身作则，弘扬道德于京师，使天下起而效法。

匡衡正面的话讲得很多，只要论及治国的大道理，他都依据儒家经义而高谈阔论。但是，对于权势，匡衡却是那种“贪财贱义”极其谄媚之人。

宦官中书令石显，仗着皇帝的宠信,结党营私、把持朝政，还怂恿皇帝加强对百姓的剥削，自己趁机中饱私囊。

石显权势熏天，朝中重臣多是敢怒不敢言，甚至一些重臣在其迫害之下而去世，如汉宣帝都曾表彰过的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的萧望之就被石显被迫害而死。

身为宰相的匡衡对石显的胡作非为听之任之，甚至有时还曲意逢迎，惟命是从，“不敢失其意”。

元帝派遣甘延寿、陈汤镇守西域。二人在调兵遣将的过程中，假传圣旨，征召西域各国武装力量，与北匈奴的郅支单于斗智斗勇，一举歼灭了郅支单于。这一军事行动的成功不仅严重打击了北匈奴，而且大展汉朝国威，让已归顺的南匈奴更加坚定的臣服。甘延寿、陈汤率军班师回朝，遭到了朝臣的非议。这其中以石显、匡衡的言辞最为激烈。最后以元帝还是封了甘延寿义成侯、长水校尉，封了陈汤镇关内侯、射声校尉。

匡衡的坚决反对，世人多是认为匡衡与石显相互勾结，嫉贤妒能。。

元帝死，成帝即位。成帝为太子时，石显护佑有功，但成帝并不领情，还是将他调任他职。匡衡做过成帝的老师，颇得成帝宠幸，见石显大势已去，遂与大臣一起上书，历数石显及其党羽的“旧恶”。

成帝要树立权威和收拢人心，于是借机铲除了石显及其党羽，以缓解大臣内心的怨气。

匡衡在担任丞相期间虽有一定政绩，但是因为弹劾甘陈二人，在朝中的认可度大大降低，而且树立政敌。

此时，司隶校尉王尊上书弹劾匡衡等人，说他们身为大臣，之前明知石显等人的罪行，却一味地曲意迎合。现在不仅不能检讨自己的不忠，还要宣扬先帝任用那些倾覆小人的过错，有失做臣子的基本操守。

虽然汉成帝认为匡衡无罪，但此时朝廷大多数官员都站在王尊一边，认为匡衡的品行有问题。匡衡惶恐不安，王尊的弹劾，件件都是匡衡的任职污点，这使得匡衡意识到自己地位的危机，思量之下，每次遇到天灾人祸时，立即交还相侯印绶，辞职谢罪请求告老还乡。成帝念其是先帝老臣，并没有追究且多次慰留，就连他的两个儿子犯法，也仍让其稳坐相位。

然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匡衡被封侯时的封地应为31万亩，由于地图的错误多划了4万多亩。匡衡的下属发现后，为了讨好上级，并没有声张。匡衡对此也是心知肚明，可一时的贪心让他完全忘了圣贤们的教诲，佯装不知，唆使亲信篡改计簿，心安理得地将多余的地租收入囊中。

这事还是被司隶校尉王骏等人查了出来，立即向成帝上书，弹劾匡衡盗取土地。王骏根据《春秋》的经义，认为诸侯大臣是不可以私自侵占土地的，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国家法纪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匡衡位至三公，辅助国政，但是知法犯法，自己假公济私，肆意侵占土地，欺君罔上，大逆不道。

这次匡衡没有得以幸免，成帝念其往日有功，将他免为庶人，回家终老。匡衡的政治生涯自此全部结束。

匡衡勤奋苦读，以诗书为业，获得极大成功。历任汉宣帝、元帝、成帝三朝，在仕途上一路前进，对朝廷的政治事务多有贡献，这是应该值得肯定的。但是，匡衡却在执政期间，亲近权佞，坑害功臣，侵占土地，假公济私，对朝廷的政治风气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最终因此而遭到弹劾，这是其为政上的不足之处。

历代对匡衡刻苦读书，努力奋斗的精神多有推崇，但是传播儒学有功，而之于政事则不是很称职，尤其是曲意逢迎石显一事中，实乃不忠。匡衡不自责自己不忠，反而在新皇帝继位后弹劾石显及其党羽的罪过，有失大臣辅政之义。后世基本上保持这一评价。

不幸之中有万幸，史书记载匡氏“家世多为博士者”，匡氏好学的家风还是传承了下去。